元代在永昌的駐軍

2016-08-31 17:14 baoshan.cn

公元十三世紀，大一統(tǒng)的蒙元王朝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因征戰(zhàn)而起的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最為紛亂和繁雜的時代，但因元朝“重武輕文”，加之明朝“集毀案犢”，致使后世關于元代民族遷徙的研究史料多有闕如，民族遷徙尋根浩渺，行蹤難覓。

史載，公元十至十二世紀，曾統(tǒng)領華夏北方二百余年的“大遼”主體皇族“契丹人”有百萬之眾。到公元十三世紀蒙元稱制時，也仍有數十萬契丹人投身于“征行軍民”中。但自明朝建制之后，作為單一主體民族的“契丹人”突然消失于史乘中，其族群流向和后裔行蹤成迷。后經諸多史家研究認為，遼朝的沒落和元朝的敗亡不大可能使一個百萬之眾的主體民族“契丹人”完全消失，只不過是其后裔逐步分散或隱沒于其他民族之中，這種若隱若現的民族融合過程確實值得史家嚴謹推敲和認真研究。

就此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個關于“契丹后裔落籍云南滇西”的學說曾引起過學界持久的關注，諸多先輩對此曾做過深入研究，并就族屬流向的問題取得了一致地認同。但與此同時，一些細節(jié)上的疑問和爭議也同步持久地相隨。為進一步釋解這一疑問，筆者結合地方志史料中有明確指向的一些相關知識再作此次補充研究。

元滅大理國及之后在滇西的軍事動向

憲宗初年，蒙古王朝采納了金國降將郭寶玉“用西南諸藩夾擊中原（南宋）”的征戰(zhàn)策略。三年（1253年），蒙哥汗派遣當時尚為諸王的皇弟忽必烈南下遠征大理。是年，忽必烈率軍從蒙古南部入寧夏入甘肅，經六盤山，結集于臨洮（甘肅南部），然后進入四川西北部，在松潘地區(qū)匯合四川部分藩漢軍，統(tǒng)軍10萬，號50萬，分三路以進。當其時，東路軍由諸王抄合、也只烈率領，由四川會理至攀枝花渡口進云南姚安，途中與大理權臣高氏軍隊遭遇，激戰(zhàn)而勝之。西路軍由大將兀良合臺率領，沿吐蕃界向南，渡金沙江，到中甸，入麗江，麗江酋長迎降，后又率軍從劍川趨大理。忽必烈親率主力中路軍，過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千余里”，道多險阻，留錙重后經西昌入鹽源，在金沙江以輕騎“乘革囊及伐”以渡江，入永勝，至麗江，經劍川、鶴慶與兀良合臺軍匯合，并由上關進逼大理城。十二月，城破，大理權臣高祥被殺，大理國主段興智逃往滇池地區(qū)。

1254年春，忽必烈原路班師北還，留兀良合臺鎮(zhèn)云南并繼續(xù)率軍東進。是年秋，元軍攻破押赤城(今昆明)，俘獲大理國主段興智，兀良合臺把戰(zhàn)況報蒙哥汗，蒙哥下詔，釋段興智招撫不殺，以安其民。此后，兀良合臺在段興智的協助下揮軍進入滇東，平定烏蠻、白蠻三十七部。次年，兀良合臺之子阿術分軍征赤禿哥兒（貴州西部）、羅羅斯(四川涼山地區(qū))、滇西永昌白夷等地。憲宗六年，率兵出烏蒙(云南昭通)，趨瀘江，破禿剌蠻三城(四川境內)，在馬湖江(四川境內)大敗宋將張都統(tǒng)三萬兵，奪其戰(zhàn)船二百艘，抵合州。經過二年多的爭戰(zhàn)，元軍在云南及貴州西部、四川南部等地共平五城、八府、四郡和烏蠻白蠻等三十七部。至此，云南遂平。

憲宗七年（1257年），兀良合臺“遣使獻捷于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為郡縣”。蒙哥汗依兀良合臺建議，在云南設置郡縣，加封兀良合臺“大元帥”官銜并授銀印，還鎮(zhèn)大理。同年，元王朝還封授舊主段興智為“大理總管”，統(tǒng)爨僰軍，并在云南設置了十九個萬戶府，萬戶以下又設千戶、百戶等。

此時，元朝在西南大理地區(qū)設上、下兩個萬戶，大理上萬戶府領太和（今大理古城）三千戶所、德源（洱源鄧川）千戶所、浪穹（洱源北部）千戶所、謀統(tǒng)（鶴慶）二千戶所、義督（劍川）千戶所、蒙舍（巍山）千戶所和永平千戶所。下萬戶所領趙瞼（即趙州，今鳳儀一帶）千戶所、品甸（云南驛西彌渡縣）千戶所。其中永平千戶于元憲宗七年(1257年)從永昌分設，隸屬大理上萬戶。

這一時期蒙元王朝對云南的經營，其最初的出發(fā)點是劍指南宋，因此，在攻占大理后，蒙元軍隊及大理降軍（因降在滅南宋之前，故稱漢軍。而其后由土酋率領歸附的則稱“新附軍”、就地從民戶中抽僉的稱“爨僰軍”）的用兵方向主要是滇東和滇東北以及四川、貴州等地。元憲宗八年，蒙哥汗親自率領蒙古軍攻入四川，其遣使諭兀良合臺率軍取道長沙，期以于次年正月與忽必烈軍會于鄂州(今武昌)。當是時，大元帥兀良合臺從云南發(fā)兵時卻只能從蒙古軍隊中抽調出三千精騎，其余軍士只好下令由大理總管段興智調集“爨僰蠻兵”二萬人隨征。這支蠻兵進廣西、過南寧、入貴州、進湖南，最終于是年十二月進至鄂州(今武昌)，與忽必烈軍合。——這一舉措正是當年郭寶玉謀定的利用“西南諸蕃夾擊南宋”的“斡腹之舉”。只可惜，當年蒙哥汗命薄，不幸在親率中軍進四川攻釣魚山時陣亡，元軍主力受挫，南北夾擊滅宋大計暫告失敗，忽必烈與兀良合臺軍只好撒回長江以北。

從這些史料中可知，在元朝中統(tǒng)元年忽必烈稱制之前，蒙元王朝經營云南的策略只限于“用西南諸藩夾擊中原”的既定方針，其用兵重點是“東進”征戰(zhàn)南宋。——元軍無暇顧及滇西，特別是瀾滄江以西的大片廣袤土地。

元代在永昌的駐軍情況考釋

關于永昌府的地形，舊志載：“滄江怒水為襟帶于東西，九隆三崇作屏藩于左右，據八關二堡之形勢，扼三宣六慰之咽喉。”——地勢之要，為歷代兵家所重視，其漢開“不韋”，設永昌郡；南昭、大理國時期西開“尋傳”（騰沖以西），設永昌節(jié)度（府）。從民族族別角度而言，在元朝以前，其地有“土蠻八種”：曰金齒、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驃、曰解、曰渠羅、曰比蘇。即今滇西之傣族、布朗族、彝族、阿昌族、傈僳族、景頗族、佤族、德昂族和緬北的緬族、禪族等。

史載，憲宗四年，兀良合臺平大理后，曾分兵繼征白夷（擺夷）等蠻，金齒白夷相繼納款。七年，金齒、驃國二部酋長內附于永昌，始立三千戶所，隸大理萬戶府。對照之前“大理上萬戶府”的設置，元初在永昌設“三千戶所，分永平千戶”的記載正好證實了因瀾滄江之西“二部酋長內附而設三千戶所”的史實，即江以西的金齒、驃國設二千戶所，其治在永昌、騰沖，同時又從舊永昌府分出在江以東立“永平千戶”，合稱“元初永昌三千戶”。也正是此時，元王朝的版圖和勢力因“土酋內附”而向西延伸至騰沖、芒市地帶。由此可以證明，在元朝初期，作為入侵民族的蒙古帝國，其在滇西的駐軍至多只到達瀾滄江以東的“永平千戶”，而瀾滄江以西的二千戶尚屬“羈縻”性質，謂之新附的“明義軍”。

這一結論同時還有兩條史料可以佐證：《元史·地理志》載，世祖中統(tǒng)初，金齒、白夷諸酋，各遣子弟入貢，（始）立安撫司以統(tǒng)之?！对?middot;本紀》又載，中統(tǒng)二年，敕以賀天爵為金齒等國安撫使，庫琳拜（也譯作忽林伯）副之。其職責仍是“慰安其民”。——因史料原文中說“慰安”，而未言“征討”或“鎮(zhèn)戍”之事。因此，安撫使的進駐事實上是履行民政性質的職責，而非軍事占領。也由此說明，此時的滇西永昌大地上除內附土酋本身的蠻兵“明義軍”外，永昌大地上有“吏”而無“軍”。同時，《保山縣志稿》也進一步確認：賀某（天爵）為初任金齒安撫使者也。其史載的職責有三：“和輯降民”、“條具民政”和“參與軍需調度”。

公元1263年，忽必烈打敗阿里不哥在中原稱制并改元“至元”后，元朝才開始考慮對云南行省的經營。至元四年，封皇五子忽哥赤為云南王，住鎮(zhèn)大理，鎮(zhèn)撫云南“五府”，其中就含瀾滄江之西的金齒等處。同時，還遣河北大名路達魯花赤（“督軍元帥”的蒙古語音譯）愛魯帶領衛(wèi)士隨忽哥赤出鎮(zhèn)云南。至元五年，愛魯“從云南王率軍征金齒諸部。蠻兵萬人絕縹甸（今隴川）道，擊之，斬首千余級，諸部震服。六年，再入，定其租賦，平火不麻等二十四寨，得七馴象以還”。七年，愛魯正式改任“中慶路（昆明）達魯花赤，兼管爨僰軍”。至元八年，云南王忽哥赤被“三十七路都元帥”寶合丁毒死。這一事件促使忽必烈在痛失皇五子后，反思對云南的鎮(zhèn)撫之策。于是，至元十年，下詔以平章政事賽典赤行省云南，命“優(yōu)撫之”。同年底，賽典赤遣中慶路達魯花赤愛魯疆理永昌，追涮民戶，增田為多。

至元十四年，因金齒千額（干崖）總管的內附，緬人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駐軍之寨）于騰越永昌之間。當時，行省賽典赤正好詔令大理蒙古千戶忽都、大理總管段信苴日（段實）等伐永昌之西騰越、蒲蠻、阿昌、金齒等未降諸部，此時恰好駐軍南甸（今梁河），遂令眾將率軍千人迎戰(zhàn)，并大敗緬軍五萬。——此役被后世稱為“元緬首戰(zhàn)”，是一場機動部隊和方面軍的遭遇戰(zhàn)，結果是千人元軍因靈活機動的戰(zhàn)術而戰(zhàn)勝五萬緬軍，也由此而奠定了之后元朝大規(guī)模興兵征戰(zhàn)緬甸的信心和決心。

以上史料得知，在云南王忽哥赤及賽典赤治滇期間，中慶路達魯花赤愛魯、大理總管段信苴日、蒙古千戶忽都等曾先后多次深入永昌腹地，甚至緬北地區(qū)，以兵威降服金齒諸部，并定稅賦、增田畝，這些措施既加強了中央集權，又延伸了元朝在滇西甚至緬北地區(qū)的軍事存在。但就其方法而言，卻仍然屬于機動性軍事征討和軍事管制范疇，其目的是使未降諸部臣服納款，其間并無批量固定住軍增設的記載。

至元十六年，云南行省賽典赤長子納速剌丁出任大理都元帥。其以軍抵金齒、蒲驃、曲蠟、緬國等，并順利征戰(zhàn)到緬甸江頭城，此役招安夷寨三百，籍戶十二萬二百，定租賦，置郵傳，立衛(wèi)兵，歸以馴象十二入貢。——從這年開始，因郵傳、寨所的設置，滇西永昌，特別是怒江以西地區(qū)始有部分元軍進駐，其安營扎寨之所多為關、哨、塘、汛等處，其駐軍隊方式主要以行省兵派駐為主，軍種有行省賽典赤的隨軍部隊“探馬赤軍”、大理總管段信苴日的“爨僰蠻軍”和其它歸附土酋之本土鄉(xiāng)丁等三種類型，但駐軍人數卻僅限于郵傳、關隘等，人數較少，且仍屬強化和充實原“永昌三千戶”的范疇，尚未增加獨立建制的駐軍部隊。

至元十九年，云南行省報請中央王朝正式征緬，駐云南的諸王相吾答兒（蒙古人）、右丞太卜、參政也罕的斤（回回人）等從中慶（昆明）率軍西征，大理總管信苴日率所部爨僰軍迎師至永昌，病卒，以其弟段忠代行軍務。二十年，征緬軍拔江頭城、太公城，緬國投降。二十一年，攝于軍威的金齒十二部皆內附，元王朝首次在緬甸境內和滇西金齒多地設宣慰、宣撫、安撫等使司，并命譯使、平緬招討使怯烈（西域人）的多個部將率軍五千人移鎮(zhèn)至緬甸。——從此時起,由譯使、平緬招討怯烈及參政也罕的斤率領的多路探馬赤軍和部分漢軍首次鎮(zhèn)戍到怒江以西的金齒諸部，甚至駐軍到緬甸中心地帶的蒲甘地區(qū)。這也是導致保山從前沿變成了后方，元朝把鎮(zhèn)康（今臨滄）、建寧（今芒市）兩宣撫司合二為一，從三品，設治永昌。至元二十八年再次合并大理部分區(qū)域而設“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從二品，治永昌，下設路、甸不等。

在此之前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納了云南行省官員張立道的建議，擬冊封忽哥赤的長子也先貼木兒為“云南王”。當是時，因也先貼木兒正隨諸王相吾答兒在征緬行軍途中，因大軍返回時受到金齒諸蠻伏擊和阻道。元廷遂詔令此時正隨四川行省也速帶兒征戰(zhàn)羅必甸（今羅平）的契丹名將、太傅耶律禿花之曾孫耶律忙古帶率軍轉任云南都元帥（治在祥云縣），并將其軍征深入滇西，伐金齒、白夷、答奔諸蠻，此時的蠻兵沿途設伏險要之處，忙古帶奮擊之，凡十余戰(zhàn)，始達緬境，開金齒道，迎回也先帖木兒任云南王，事在至元二十一年。由此時開始，因契丹人忙古帶的戰(zhàn)爭疏通，平緬招討使怯烈率軍駐守沿線關塘哨所，致使元軍傳驛從緬甸蒲甘直通川蜀腹地。

也正是這一年，在云南行省軍深入緬甸戰(zhàn)區(qū)征戰(zhàn)正酣之際，永昌金齒等地諸蠻再次發(fā)生叛亂。因此，四川、云南行省再次申請增兵鎮(zhèn)戍金齒?！对?middot;世祖本紀》云：四川行省言金齒遺民尚多未附，以藥剌海將探馬赤軍二千討之?！对?middot;鎮(zhèn)戍志》則載：十月，增兵金齒國。以其地民戶剛狠，舊嘗以漢軍、新附軍三千人戍守。今再調探馬刺、蒙古軍二千人，令藥剌海率赴之。——由這則史料可以充分看出：至元二十一年以前，永昌之駐軍仍為“元初三千戶”。其軍種則只為漢軍和新附軍。其中，新附軍當為金齒、驃國二部酋長內附的“明義軍”無疑。漢軍則包含大名路達魯花赤愛魯、參政也罕的斤的少數留守軍和“大理總管”段信苴日統(tǒng)率的降附軍（因段氏降于元朝滅南宋之前，其所率之軍當劃為漢軍之列）。但至元二十一年后，因西川藥剌海兩個千戶所軍的入駐和鎮(zhèn)戍，使永昌此后的駐軍軍種發(fā)生了新的變化：一是有“蒙古軍”駐入；二是有被稱作“回回軍”的探馬赤軍入駐。加之之前鎮(zhèn)戍的漢軍和新附軍，元代永昌進駐的軍隊幾乎涵蓋了元朝軍列當中的所有四類軍種。

至元二十三年，因緬王蔗子囚殺國王而發(fā)生判亂，云南王派駐緬甸的部分命官被叛軍殺害。忽必烈決意再次遣兵征緬。此次元朝最大規(guī)模的征緬戰(zhàn)役，先是指令皇孫、云南王也先貼木兒為達魯花赤（總督軍）、西川萬戶張萬家奴為招討使（副都元帥）率先出征；接著又以湖廣統(tǒng)帥李海剌孫為參政，以契丹人耶律禿花之孫、耶律忙古帶之叔、太傅滿禿答兒為都元帥總帥大軍，次第進發(fā)。其中，出征總兵力為：招討使張萬家奴所率之前征亦奚不薛（貴州西部）的西川軍及湖廣阿里海牙軍共五千，與云南行省之前的征緬軍先行出發(fā)；滿禿答兒率四川軍五千，抽調駐云南的探馬赤軍一千，李海剌孫所率探馬赤軍一千，南宋襄樊降軍、亦乞不薛蠻降軍和部分爨僰軍（統(tǒng)稱新附軍）五千；云南省臣愛魯新征的通白夷金齒道路、語言之新附軍一千，由征緬都元帥禿滿答兒率領，先會師永昌，再次第征緬?！对?middot;世祖本紀》載：至元二十四年八月，以李海剌孫為征緬行省參政，將新附軍五千、探馬赤軍一千以行；仍調四川、湖廣行省軍五千赴之。召能通白夷、金齒道路者張成及前占城軍總管劉全，并為招討使，佩虎符，從征。以脫滿答兒為都元帥，將四川省兵五千赴緬省，仍令其省駐緬近地，以俟進止。是年十二月，諸將征進，緬人誘使深入，大軍失利，喪師七千，緬甸始平。此次戰(zhàn)役，史載招討使張萬家奴戰(zhàn)死軍中，其子承襲萬戶，仍隨云南王也先帖木兒。契丹將領禿滿答兒所率之軍進到緬甸腹地之后，元朝詔令一同受云南王節(jié)制。

至元二十八年，因金齒及緬甸諸部多處內附，元王朝在緬北地區(qū)增立府、司等行政軍事機構，因而升格大理金齒等處安撫司（從三品）為宣慰司都元帥府（從二品），同時任命段信苴日之子段阿慶、爨僰蠻兵土酋楊福、契丹將領忙古帶（接替其叔禿滿答兒）任都元帥（從二品）。也正是這一年，元朝皇庭采納云南省臣官之言：金齒、緬國諸蠻夷民多變、地曠遠，不便于駐軍鎮(zhèn)守，可裁軍而冊封土酋為長以羈縻之。因此，《永昌府志》載：至元二十八年，改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虎賁士二千人屯田，官給牛種農器。

大德四年（1300年），緬國諸部再次發(fā)生內亂，中書樞密院再奏征緬事。皇庭詔令發(fā)兵一萬二千人，令宗王闊闊，云南平章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領之，發(fā)軍中慶，期至永昌，行軍入緬，至馬來城，大軍圍城兩月，終不能下，后因諸將受緬人賄賂而撒軍。至是，樞密院省臣再次進言：緬國地遠，自先朝以來多次征伐而時服時叛，軍久住而乏，宜令其土官為長而羈縻之。大德六年（1302），元朝罷征緬行省，“遣征緬回軍萬四千人還各戍。”——元朝大軍撒回，蒙古官員軍士隨之反朝。此后，元朝對怒江以西的金齒、緬甸地區(qū)凡“有所督，委官入其第，交春即還，避瘴氣也”。——由此可知，終元之世，元朝對怒江之西地區(qū)的行政統(tǒng)治始終存續(xù)，但駐軍的軍士力量已以“羈縻”的方式轉移到地方“土官”手中，成為了“土司”制度下的羈縻地區(qū)，這也就是后來“麓川”蠻兵一支獨大，致使元、明、清三朝不得不多次出兵征戰(zhàn)的前因。而怒江以東的永昌則終元一代始終有元朝的正規(guī)建制駐軍屯戍，亦即傳續(xù)至明洪武十五年率眾降附的元永昌萬戶阿鳳之軍。

至此，關于元代在保山的駐軍，明代萬歷《云南通志》對駐軍舊址的載述已十分清楚：“明義軍萬戶府址，在城府清寧坊東（今保山城三牌路下，約九龍東門位置），后為左千戶軍營。四川軍萬戶府址在諸葛營后（今漢營村），萬歷時已屬農人居之。蒙古軍千戶所址在金雞村后（今金雞陶官村，遺址尚有“營門口”、“老營”等地名），萬歷時已屬農人居之。回回軍千所址在法明寺東南（今太保山腳清真寺處），后為中左千戶軍營。爨僰軍千戶所址府城正中坊（今大北門位置），后為右千戶所軍營”。天啟《滇志》又說：“俱建自元（朝），國（明朝）初俱廢”。

通過以上對元代征戰(zhàn)資料的考證，元代在保山的駐軍，先是元初憲宗七年所立永昌“三千戶”（也稱下萬戶），因其屬土酋內附歸義的性質，故實稱“明義軍萬戶府”，后因改設州府郡縣，駐軍壓縮而改為左（?。┣?，到至元二十八年時，此千戶已并入宣撫司轉為民政職能，駐軍不復存在。至元二十一年，西川軍都元帥藥剌海率領鎮(zhèn)戍的探馬赤、蒙古軍（《元史·本紀》載）二千戶，其中，蒙古軍千戶駐金雞村，因蒙古軍亦營亦家，從后來的“營門口”及“老（?。I”等地名看，此一千戶當有家屬同來?；鼗剀娗赳v太保山下，今有保山清真寺設于此，其亦當有家屬前來，并確有后人生活繁衍于永昌，此千戶當為永昌今之回族之先民。四川軍萬戶府當于至元二十四年因征緬軍都元帥禿滿答兒、張萬家奴、李海剌孫等率軍一萬七千人出征而臨時入駐，是四川、湖南、廣西軍戶臨時集結整編地，其或有留守、或有返程駐軍或少數后勤軍需官留居，故后降為左（?。┣簦撩鲿r已為“農人所居”。爨僰軍千戶所最早當為至元五年云南省臣愛魯率少許留守，至元十九年段信苴日率軍與諸王會師并卒于永昌，至元二十一年合并大理金齒二宣撫使為一，并遷治于永昌，二十八年升格宣慰使司，段信苴日、段阿慶、段忠等段世一宗始終任職“都元帥”和“大理總管”之職，并有大量爨僰駐軍，因此，此千戶所當為段阿慶的直系部隊，其駐軍即便到了元末亦仍然為右（大）千戶所址，這說明，終元一朝，大理金齒都元帥段氏一直保持著地方土軍實力。——至此，元代在保山的駐軍及變遷情況已較為明晰。

關于元代永昌駐屯軍民的族屬辨析

如前所述，元代在保山的駐軍，“明義軍”萬戶府（又稱元初“三千戶”）、回回軍千戶所、爨僰軍千戶所所屯之軍民的族屬指向十分明確，當為元代的百濮、百越、氐羌（烏蠻）之土著蠻兵和外來遷入之回族探馬赤軍，其中，回族軍參用蒙古軍制，當有隨軍家屬前來。

余下確需考辨的當為蒙古軍千戶所和四川軍萬戶府兩處軍民之族屬問題。

眾所周知，元朝軍隊“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皆蒙古人為之。”其軍制嚴格按照種族制度之規(guī)定來規(guī)范軍種和軍制格列?！督浭来蟮?middot;序錄》及《元史·兵志》載：“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又說：“既平中原（女真金國），發(fā)民為卒，是為漢軍”、“繼得（收編、整編）宋兵,號新附軍”。從蒙古皇權建制的出發(fā)點而言，其整個王朝都根據族屬歸附的先后順序而把民族和軍隊分為四個等級，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維系其軍隊的征軍方式為：凡蒙古人，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皆按“萬戶、千戶、百戶”建制編八軍戶從軍，但凡征戰(zhàn)，家屬隨軍前往，謂之“亦營亦家”。之后隨著西征臣服西夏、回鶻、唐兀等西部諸國后，參照蒙古軍列，劃定編戶從軍，稱作“探馬赤軍”。滅金以后，因所統(tǒng)軍民之數急劇增漲，蒙元王朝改變了征軍方法，即把中原軍民劃籍為“軍戶”和“民戶”，民戶納稅、軍戶從軍，軍民戶相互捆綁組成“貼軍戶”，并在中原特設“漢軍萬戶”，由“宣差”、“太傅”、“秦隴帥”、“也可那延”耶律禿花家系率領，并由各統(tǒng)軍“奧魯”在原金朝統(tǒng)治區(qū)居民中簽征壯丁，視為漢軍，被簽發(fā)征軍人戶稱為“漢軍戶”。元滅南宋之后又陸續(xù)收集和整編了一些南宋降軍，這些降軍皆按其降附時的編號繼續(xù)建制，切分到各漢軍萬戶的統(tǒng)率之下，稱之為新附軍，其中有家屬隨從者便稱為“新附軍戶”。另外，元朝實行的是世兵制，其規(guī)定：“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府，不可更易”。這一確定軍籍的事項主要集中在兩次：一次是滅宋之后大量收編宋軍時的至元十六年；一次是規(guī)模性的主要戰(zhàn)爭基本終結時的至元二十八年，亦即永昌二千虎賁士“軍”轉“民”籍的這一年。元朝規(guī)定凡軍戶一旦劃定就得世代為軍，每軍戶必須出成年男子到軍隊服役﹐父死子替﹐兄亡弟及﹐世代相襲，不得更改。其中，蒙古軍、探馬赤軍實行“亦軍亦營”，家屬隨征隨屯。漢軍、新附軍實行僉軍抽丁制度，軍需由與之相捆綁的多個貼軍戶補給，一般沒有家屬隨軍。為激勵將士征戰(zhàn)，元朝還規(guī)定：因征戰(zhàn)而死亡者，子、弟可襲原職；病死者，襲職人降一級使用。若在征戰(zhàn)中有功，可在同軍種的秩列中晉級或提職。反之，凡推諉犯錯、貽誤戰(zhàn)機或叛逃者，可降職、降級乃至處死。

由此分析，至元二十一年入駐永昌履行“鎮(zhèn)戍”職能的那個“蒙古軍千戶所”，首先是其民族族屬認同上高于其他軍種，即視為“蒙古軍”。其次是該軍遷入之前的軍籍屬四川“西川軍”，由都元帥藥剌海、張萬家奴率領。第三是該軍在進入保山之后就駐地扎營于金雞村將臺寺附近，從后世遺留的“營門口”、“老營”等多個地名來看，今金雞村至老營一帶正是其老少隨軍家屬的屯駐營地。

關于西川都元帥藥剌海，《元史》無傳，《永昌府志》也無傳。而“藥剌海”之名在至元十三至二十六年間曾多次見于“世祖本紀”，也見于四川行省也速答兒、石抹不老、張萬家奴等多個個人列傳中。從其出場就能充任統(tǒng)軍萬戶的身份上看，其家族身世應當較為顯赫。經查閱史料，藥剌海（也稱要剌海、藥剌罕）在至元十三年初見于史冊時，出任西川軍“招討使”，后升任“都元帥”，并多次領銜出現在帝王忽必列所頒發(fā)的詔令中，如：至元十三年，藥剌海任“招討使”圍重慶，契丹人石抹不老率軍五百征戰(zhàn)于軍前；十七年，先敕藥剌海領軍萬人征緬，后又令藥剌海轉而征討亦奚不薛蠻，并詔“西川藥剌海、萬家奴軍”萬人，與他軍分三道以進。十九年,因西南諸夷復叛，忽必烈再詔“免西川征緬軍，專令鎮(zhèn)守。”二十年，亦奚不薛平，還詔藥剌海率軍五千戍守。二十一年，再令藥剌海軍分兵二千戍守金齒。二十六年，又詔令藥剌海與劉德祿率軍六千征占城（今越南）等。

按照元朝規(guī)定，凡統(tǒng)軍之將皆“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督軍、統(tǒng)帥），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再據“官有常設、位有常職”，父死子繼、兄終弟襲之規(guī)定。藥剌海這種出身顯赫世家的將領，其“蒙古軍”軍籍的身份勿甭置疑，但也存在著是否屬于“純正蒙古人”的身份疑問。在元代，把軍籍定為“蒙古軍”身份的人有兩類：一是屬于蒙古草原上純正蒙古血統(tǒng)的蒙古將士，其被視為一等公民，凡成年壯丁到及長從軍之時就承襲父職，隨軍征戰(zhàn)。二是因蒙古征戰(zhàn)攻伐金朝時，較早降附蒙元的“山后諸州”之契丹或女真人，其因元朝第一代帝王的器重，占籍入蒙，亦號“蒙古軍”或“本朝人”。史載，元太宗窩闊臺汗時，名相耶律楚材曾進言“太祖（成吉思汗）時言，‘山后諸州’（金朝西北路邊境）的契丹、女直諸部族，性曉勇、剛直，同本朝（蒙古）人”。至元二十一年，就在藥剌海受命戍軍永昌之前，元世祖忽必烈正好有詔令：“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漢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直、契丹生漢地者，同漢人。”因此，有元一代，“燕京十六州”的山后七州地區(qū)，即今之山西、陜西、河北以北大部分地區(qū)的契丹、女真軍民“占籍八蒙”，被后世史家稱作“一般性蒙古人”，其主要代表有耶律阿海、耶律禿花、耶律留哥、石抹也先、石抹勃帖兒、蕭札剌、移剌涅兒、張萬家奴、夾谷常哥、奧屯世英等，其所率部族軍隊被視為“蒙古軍”，但其征招而來的金國屬地上的其它軍民，則被視為“漢軍”。因此，我們比照藥剌海副手張萬家奴的族屬情況就可得知：萬家奴，又稱張萬、張萬家奴，《元史》和《永昌府志》皆有傳，其于中統(tǒng)年間承嗣其父張札古帶之職而承襲“船橋萬戶”，其在史料上的屬族記錄為“蒙古族”。但在元代，但凡純正的蒙古人通常是“有名而無姓”，凡說到姓氏時只會以氏族部落之地名而稱姓氏，在那個以蒙古人和蒙古文化為尊的時代，不可能有“純正蒙古人”改姓漢姓。因而“蒙古人”萬家奴有漢姓“張”姓，并有漢名“張萬”，其族屬成份當為“占籍八蒙”的“山后諸州”契丹或女真人——這一結論與其父札古帶在山西被征召至耶律禿花和劉黑馬麾下充任萬戶并宿衛(wèi)元憲宗潛底的史實相附。又，在金末元初，凡“札古帶”、“札剌兒”等之名亦多見于契丹人名，因此可以認定：張萬家奴家族應為當時漢化程度較高并已有漢姓和漢名的“契丹人”。由此類推，藥剌海，無漢姓，但其始終又與“萬家奴”合名統(tǒng)稱一軍，加之“藥剌”與“移剌”音近，疑為同音導譯字——因此，藥剌海家族“占籍入蒙”的契丹族身份也是可以想見的。而在四川軍團中，身份和地位均高于張萬家奴的契丹人中，只耶律阿海和耶律禿花家系，至于其屬那個支系，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還不足以準確考證。又，在永昌府志的資料中未見有關藥剌海的記載，而其在至元二十六年時仍在四川和貴州一帶統(tǒng)軍鎮(zhèn)戍，由此可以推之，至元二十一年，雖有皇帝下詔“令藥剌海率赴（永昌）之。”但藥剌海本人卻并未率軍前來，而是由其副手張萬家奴帶兵前來鎮(zhèn)戍。這也就是至元二十年，張萬家奴征討哈剌章（大理），民為之立祠；二十三年在云南轉任征緬招討，與云南王也先貼木兒一同先行征緬的準確情況。

回頭再看入駐保山之前四川“西川軍”的構成。四川是元朝在滅金之后較早屯軍和經略的地區(qū)之一。在太祖成吉思汗時期就曾有蒙古軍馳軍劫擄巴蜀。窩闊臺汗時大膽起用了滅金時降服來歸的契丹軍、女真軍和漢軍，總稱為“新軍”（屬漢軍，并非新附軍）。據《金史·兵制》云：“元漢軍概指原金境漢人，契丹、女真等族組成的軍兵，或稱乣漢諸軍。而俘降的南宋軍兵則稱新附軍，不稱漢軍”。至窩闊臺汗一朝，蒙元王朝大舉伐金，并成建制地改編了金朝西北地區(qū)較早降附的軍民為漢軍“三萬戶”，設制以劉黑馬、蕭札剌、史天澤為萬戶，并派遣之前較早降蒙的契丹人、太傅耶律禿花為達魯花赤，總管和統(tǒng)領全部漢軍。此后，耶律禿花率劉伯林之子、漢軍三萬戶之首劉黑馬征戰(zhàn)山西，招降了“山后諸州”的契丹、女真等諸部降民，并大規(guī)模整編建制了諸部漢軍，致使太傅耶律禿花及副手劉黑馬軍團中擴編增設了張札古帶（張萬家奴父）、奧屯世英、夾谷龍古帶、田雄、紀候等多個萬戶（史稱“太傅府七萬戶”，與后來元王朝擴軍的“漢人世候七萬戶”有別），這支隊軍成為了元朝滅金之后整編而成的最大漢軍“世候軍團”之一，也是后來元朝三路出征討伐南宋時的西線（巴蜀軍團）主力。

公元1231年，窩闊臺汗命耶律禿花率劉黑馬、蕭札剌兩軍跟隨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假道于宋而伐金，行至西和州（甘肅隴南）時耶律禿花病逝，其子耶律朱哥繼續(xù)統(tǒng)率屬軍。1234年，耶律朱哥率部從都元帥塔海（蒙古人）、皇子闊端同往征蜀，并卒于軍中，其職由子寶童承嗣，寶童因疾不能帶兵打戰(zhàn)而改任“山西兩路隨路新軍總管”，即為隨軍征戰(zhàn)的“老小營”奧魯總都元帥。帶兵打戰(zhàn)的征行軍務之職（即宣差、太傅、也可那延之職）由朱哥之弟買住代襲。買住襲職后曾率劉黑馬等向窩闊臺汗面呈滅宋良策，并請親率部族之軍駐守于巴蜀地區(qū)，在成都置軍民屯。公元1236年，蒙古軍分東西兩路征南宋，西路軍由皇子闊端、都元帥塔海統(tǒng)率，耶律買柱、劉黑馬等從征，由大散關南下，取風州，入興元（今陜西漢中），陷龍州（今四川江油），破成都。此后，耶律禿花家系及劉黑馬軍團就始終率領軍民屯蓄于成都，并先后征服了綿陽、德陽、西昌等地，在西川設軒征行樞密院。1238年，蒙古都元帥塔海率軍攻重慶，末下而還，繼而東下萬州（今四川萬縣）、夔州（今四川奉節(jié)），受挫而還戍成都。在此后近二十年間，蒙古和南宋軍隊在重慶、荊襄、兩淮之地犬牙交錯，拉鋸博弈。元憲宗四年，忽必烈滅大理。九年，蒙哥汗曾親率耶律阿海之孫耶律買哥等征戰(zhàn)釣魚山（重慶市嘉陵江），耶律買哥和蒙哥汗兵死釣魚山城下。中統(tǒng)元年，忽必烈北撒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蒙軍征宋之事再次處于僵持屯守階段，耶律禿花家系所率的契丹、蕃漢軍部分屯戍于成都鞏固蒙宋邊防，部分隨忽必烈北還征戰(zhàn)。中統(tǒng)四年（1263年），四川西川樞密院再次設冶于成都，管領課稅交鈔、打捕鷹房匠人、官軍遷任及征討等事。至元三年改設四川行省，以賽典赤、蒙古名將紐璘之子也速帶兒等執(zhí)掌行省事務。兩年后，又因征戰(zhàn)南宋的增兵需要求，再設東、西兩院統(tǒng)軍司，由南宋降將劉整、大將兀良合臺之子阿術統(tǒng)領軍事。至元十年，元軍取得襄樊戰(zhàn)役勝利后，蒙宋戰(zhàn)線向東南前移，由作戰(zhàn)前沿轉為軍需鎮(zhèn)戍后方的四川行省東、西兩院分別由行省也速帶兒和翠昌便宜總帥汪良臣執(zhí)掌，其中，由行省右臣也速帶兒執(zhí)掌西川行院，所統(tǒng)軍士正是耶律禿花和劉黑馬軍團之作戰(zhàn)軍隊。其麾下見于史冊的契丹將領有：藥剌海、張萬家奴；耶律禿花之孫百家奴、禿滿答兒，曾孫耶律忙古帶；漢族將領有劉黑馬家族之劉元振、劉德祿等，同時還有招撫山后諸州而來的蕃漢軍石抹不老、石抹狗狗、奧屯金剛奴、夾谷忙古帶等。

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先是下令西川藥剌海、萬家奴領軍萬人同前云南行省前所遣將兵征緬，后因亦奚不薛（貴州、四川、云南交界的水西地區(qū)）叛亂，忽必烈改詔：由四川行省也速帶兒率耶律忙古帶等蒙古軍六千，藥剌海、張萬家奴軍率軍萬人，云南行省愛魯軍萬人，湖廣阿里海牙軍萬人，共計三萬六千軍分三路征討亦奚不薛。十九年，亦奚不薛平，再令藥剌海分兵五千鎮(zhèn)戍之。當時，云南大部份地區(qū)紛紛叛亂，世祖忽必烈不得不詔令：“前所遣西川征緬軍專事鎮(zhèn)守”。元朝在令藥剌海鎮(zhèn)守亦奚不薛的同時，又派遣西川軍副都元帥張萬家奴領兵征討哈剌章（大理）。至元二十一年，因“永昌民戶剛狠”，忽必烈詔令增兵金齒二千，令藥剌海率赴之。——這就是后世屯戍留守保山的“蒙古軍千戶所”和“回回軍千戶”千戶所，也就是后世明代設置“鳳溪長官司”的前身，此蒙古軍千戶所的族屬當為“生西北不通漢語”而“占籍入蒙”契丹人。

回頭再說保山“四川軍萬戶府址”之屯軍族屬。至元二十三年，緬甸復叛，蒙元皇庭再次下詔征緬。先是云南王也先貼木兒率領行省方面軍與招討使張萬家奴所率五千“西川軍”在征戰(zhàn)前沿。二十四年八月，再詔令以耶律禿滿答兒為都元帥，率探馬赤軍一千、四川軍五千進駐永昌；以熟悉緬甸地形的張成為征行千戶，將就地征招的通緬語、熟悉地形的爨僰軍一千同往征緬。同時詔令李海剌孫為征緬行省參政，將湖廣探馬赤軍一千、襄樊新附軍五千再往征緬，并命征緬軍歸禿滿答兒總領，征緬行省軍屯駐于緬甸近地，依次進退。大軍于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屯集于永昌，十二月進征至緬甸蒲甘，因受緬人誘敵深入，喪師七千，緬甸始平。余軍除留守鎮(zhèn)戍緬甸之外，尚有部分回屯于保山休養(yǎng)。因此，由以上組軍和僉軍成份分析，作為元朝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軍事征緬行動，在保山集結和屯駐的“四川軍萬戶府”當是征緬軍的集結地、屯休地、軍需供應地和號令發(fā)出地。其督軍元帥正是契丹人、太傅耶律禿花之孫禿滿答兒，另一帶兵“招討”則是契丹人張萬家奴，其軍中當有部分“占籍入蒙”的契丹部族軍，亦即《永昌府志》中所載的“蒙古軍千戶所址在城南五里（今諸葛營前）”者是也。其次是從禿滿答兒、張萬家奴所帶的四川軍中，也應當有相當一部分的金朝降民“蕃漢軍”，其成份當有漢地契丹、女真、渤海人和漢人等，軍制秩列當為“漢軍”。再次是張萬家奴所統(tǒng)率之四川、湖廣軍中，該軍從征戰(zhàn)亦奚不薛的行伍中整合征調而來，當有嫡系的西川蒙古軍和蕃漢軍，還湖廣阿里海牙之新附軍和在亦奚不薛地新征招的爨僰蠻軍。再其次，是李海剌孫率隊前往的探馬赤軍一千和江防沿線南宋所降的新附軍五千，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襄樊生券軍和熟券軍，其主要當屬新附軍軍種。最后還包含在大理金齒等地就地征招的爨僰軍千人，其由熟悉緬甸情況的征行千戶張成率領。由以上所涉兵種的源頭分析，駐屯保山的四川、湖廣軍萬戶府，其軍種族屬幾乎涵蓋了元朝軍序格列中的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直至爨僰鄉(xiāng)軍小勇等，是一個真正的 “萬國牌”軍府。此萬戶府在大軍短暫駐扎后，因所部之軍持續(xù)開赴前線，只有少數官兵做后勤供需和留防守營而被裁革為“左（?。┣羲?rdquo;，并在至元二十八年合并設立大理金齒宣慰司都元帥府時納八“都元帥萬戶府”的管屬中。

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禿滿答兒、李海剌孫等率軍深入緬甸，與前軍匯合，并進至蒲甘，軍隊交由之前征戰(zhàn)至緬的皇孫云南王也先帖木兒統(tǒng)一節(jié)制，征緬軍為緬人誘進，喪師七千，緬平。所剩之軍除部分留鎮(zhèn)緬國外，余部由云南王也先貼木兒統(tǒng)率返回云南休整。至元二十八年，因緬甸政局趨于平穩(wěn)，元朝在緬境內設置多個宣慰司或安撫司，加之元朝于至元二十七年起再次清理登記軍籍，并裁革大理金齒等地駐軍，合并設置“大理金齒宣慰司都元帥府”，秩“從三品”升格為“從二品”。這一年，《永昌府志》載：“（都元帥府）轄蒙古軍千戶所、回回軍千戶所、爨僰軍千戶所、四川軍萬戶府，永昌府、騰沖府，大理總管府和金齒迤東、迤西諸路等”，并詔令“兩千‘虎賁士’屯田永昌，官給牛種農具。”

虎賁士，又稱虎賁軍，形容像老虎捕殺獵物一樣勇猛的戰(zhàn)士?！对?middot;兵志》截：至元十六年，立虎賁軍，秩正三品，管領上都路元籍（蒙古軍籍）軍人兼奧魯之事。據考，虎賁衛(wèi)都指揮使司設于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下設六個“千戶翼”，分別為：順寧府（今河北宣化）、保安州（今河北涿鹿）、蔚州（今河北蔚縣）、興州（今河北隆化）、松州（今內蒙古赤峰）、桓州（今內蒙古正藍旗西北）。其初，該軍種屬漢軍（含契丹、女真、漢人等）宿衛(wèi)軍，后至元二十一年元世祖忽必烈詔令，改西北路部分契丹、女真人為“蒙古軍”——這也就成為了之后滇西永昌屯駐之“蒙古軍”，即落籍于施甸之契丹人的兵源前身。

《元史·地理志》載：“上都路，唐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桓州。”其地即在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所在地之北?！对?middot;鎮(zhèn)戍》又載：中統(tǒng)年間和至元初年，上都的駐防軍大多來自在遼西的北京都元帥耶律阿海、耶律禿花（后人）所率之軍。又說：“世祖中統(tǒng)元年五月，詔漢軍萬戶，各于本管新舊軍內摘發(fā)軍人，備衣甲器仗，差官領赴燕京近地屯駐”。至元十四年，《元史·世祖本紀》載，中書省臣上言：“上都屯戍士卒，其奧魯（管營機構或管營官）皆在西川。而戍西川者，多隆興、西京軍士，每歲轉餉，不勝勞費”。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忽必烈詔令：上都、隆興、西京、北京諸路另新簽丁壯軍二千人，防守上都。四川原戍上都之軍悉數放還西川——這支軍隊回至西川后，也就成為了耶律禿花之孫禿滿答兒、曾孫耶律忙古帶和旁曾孫藥剌海（疑為耶律阿海之曾孫，耶律買哥之子——買哥于憲宗九年戰(zhàn)死釣魚山，其妻移剌氏以“哀毀卒”，遺子七人，史書明確記載承襲關系者有驢馬、老哥二人，藥剌海承襲“移剌”姓氏，當為七子之一）等人之部族之軍，也即后世屯民于永昌之“虎賁士”。至元二十一年，藥剌海遣副手張萬家奴率軍赴守永昌；二十四年，禿滿答兒率軍征緬，喪師凱旋之后余部轉屯與永昌休養(yǎng)；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再定軍籍格列，設“大理金齒宣慰司都元帥府”于永昌，裁革軍隊，二千“虎賁士”軍轉民屯。——因此，此兩千“虎賁士”的軍籍原屬當為“隆興、西京軍士”，亦即耶律禿花、劉黑馬軍團之前招摹的“山西兩路隨路新軍”，元史中提到的“山后諸州”之軍民。

關于“山西兩路隨路新軍”。山西，又稱山后，指居庸關以西的宣德（今宣化）、興和（今陽原）兩路，合稱山西東西兩路。據考證，山西兩路新軍是以契丹、女真人為主組成的契丹騎兵軍團，其先在窩闊臺汗時，由耶律禿花授權漢軍大元帥就地簽軍，以副手劉伯林屯田安置伐金時所獲的戰(zhàn)俘和當地農民組成，主體是契丹、女真和漢人。這些職業(yè)軍人，出征兼屯田，父輩老死，由成年兒子頂替，世代相傳，隨軍婦女則生活在軍隊屯戍區(qū)?！对?middot;耶律禿花傳》中載：“(耶律禿花)子朱哥，仍統(tǒng)劉黑馬等七萬戶，與都元帥塔海同征四川，卒于軍。子寶童嗣，以疾不任事，朱哥弟買住嗣，而以寶童充隨路新軍總管。”——因禿滿答兒為買住之子，其于至元十一年接替其兄百家奴而充任“太傅”、“也可那延”，即實任“征行軍總都元帥”之職。而朱哥子寶童則“因疾不理事”而轉任“隨路新軍總管”，即跟隨打戰(zhàn)的“老小營”簽軍、管軍之總“奧魯”。因此，西川藥剌海和太傅禿滿答兒所率之軍的主力當為“山西兩路新軍”或者說“山后諸州”之軍無疑，且其尊者當為“占籍入蒙”的契丹人。

至元二十四年征戰(zhàn)之后，張萬家奴戰(zhàn)死緬甸，耶律禿滿答兒隨后即老終于四川行省右丞任上。征緬軍余部由云南王也先帖木兒代管。大德四年，在云南長期征戰(zhàn)的耶律禿花曾孫、禿滿答兒之侄耶律忙古帶以功接任了“大理金齒宣慰司都元帥”之職，后升任云南行省左丞，其長期屯軍駐扎于滇西永昌。大德十一年（1307年），耶律忙古帶染瘴卒于大吉州（大理喜州），其子火你赤任宣武將軍，承襲萬戶，后升任“船橋萬戶府達魯花赤”（該職原為萬戶張札古帶、張萬家奴一系承襲，因張萬家奴子先后戰(zhàn)死，無人承襲。因而轉由忙古帶子火你赤襲職，其駐地在武漢漢口），火你赤最終官任陜西行省左丞（從二品）。

忙古帶死后，其第二子旺札拉不花任懷遠大將軍、云南諸路軍馬右副都元帥，繼續(xù)統(tǒng)管大理金齒都元帥府諸軍。后因其早卒無后。大理金齒都元帥萬戶一職轉由火你赤之子阿首思（耶律首思）擔任，阿首思的軍事職務是萬戶（從三品）統(tǒng)管永昌軍民事，實際行政職務是“宣慰司同知”（從三品），阿首思任職之事在武宗朝至大年間之后（約在公元1311至1315年間）——這一職務一直承襲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永昌萬戶阿鳳（阿首思之孫、阿律牙之子）率眾以歸”。

在洪武歸附時，因明王朝之前多次詔令：“（江南之人）一律不得穿胡（北方草原民族）服、說胡語、姓胡姓，且胡族內部嚴禁通婚”。因此，阿鳳率眾歸降時，只能改“耶律”姓為“阿”，取追念“阿保機”姓名之意，即后世族群族譜中記述的“名作姓”史實；而其族屬問題也只能以對偶婚姻關系(契丹人族內不通婚，并嚴格遵守異族對偶婚制度，在元代近90年間的永昌當地只能與習俗相近的山地居民“布朗族”通婚，即構成了“蔣蒲蠻”與“花蒲蠻”的對偶婚姻關系)的“蒲蠻”報呈官府。

至此，契丹后裔阿鳳之屯兵地被明朝承接并改制為保山壩區(qū)東北部的“鳳溪長官司”，封地就在今金雞、板橋、老營（即蒙古軍家屬屯田地）一帶。

再說至元二十八年，二千虎賁士屯田及屯田地的問題。元代以前，保山地曠人稀，先是，有九隆傳說的后世子民“百濮”（布朗族、佤族）之裔在其間散狀繁衍；其次是氐羌（今白族、彝族）族人由永昌東北向東南遷入，即爨僰軍民；再次是，“百越”族系沿廣西向西、沿東南亞向北遷徙而來，在瀾滄江、怒江以西的溫熱流域安居，即元史上所說的“金齒、白夷”之族。這些民族，要么臨山、要么靠水，多以打獵游牧為生，壩區(qū)近地偶有農耕族群。因此，至元十年，元朝大將愛魯在永昌追涮漏籍“得民五千”就算是“增田為多”。

至元二十八年，征緬元軍撒回永昌，二千“虎賁士”屯田。因來自西北上都路“山后諸州”的虎賁騎士們不適應怒江及其以西的多雨溫熱氣候，其屯居點就選擇了怒江東岸接近于“青牛白馬傳說”中的有河、有水、有山的“平地松林”地形特征和氣候風貌的施甸壩四周山地屯居，即后世志書中講到的“十五喧二十八寨”中的二十個“莽氏”甸寨。其中，副千夫長甸寨七個，百戶長甸寨七個，試百戶長甸寨五個，火頭寨一個。此二十寨就由兩千虎賁士分組屯駐，并與其所統(tǒng)布朗族、傣族、彝族一起而設治“石甸長官司”，其行政設治形同“下州”，所統(tǒng)人數不超過六千戶。亦即契丹虎賁士屯戶二千戶（明代史書改稱“熟蒲”，即漢化程度較高之蒲），布朗、傣族、彝族原住民三千至四千戶（明代史書稱“生蒲”）。直到明朝正統(tǒng)年間，仍有施甸長官司正長官阿都魯“招生蒲五千（人）向化而設廣夷州”的記載。

關于石甸長官司。其所履之職主要是民事課稅等民政事務。但因南絲綢之路在施甸有三道出境，一為南線的姚關出鎮(zhèn)康，一為中線的仁和出何元過平達入芒市，一為北線的太平等子出龍陵。三道路線皆設站赤、派兵衛(wèi)。因此，施甸在站赤要點上有多個被稱之為“榔”的地名，如阿思榔、四平榔、厄木榔、擺榔、木光榔等。“榔”即為契丹語對“兵站”（軍事居所）的稱謂，而之前的名字則以帶軍之長之名而命名（契丹國姓“耶律”就以地名“世里”譯釋而來，今施甸縣仍有多個以有人名命名的地名，如莽林、莽王、莽索、莽祿、莽福等村寨）。因此，可以推斷以上站赤的屯兵首長分別為副萬戶耶律阿思（屯兵地稱阿思榔）、百戶耶律四平（四平榔）、耶律擺（擺榔）、耶律木光（木光榔）、耶律厄木（厄木榔）等。根據元代石甸長官司軍政合一的設置性質，耶律阿思當為副萬戶，帶軍二千，是元代首任石甸長官司之正長官，也是明代設治時的長官阿蘇魯之先。

施甸契丹后裔文化至今在施甸存續(xù)的特征主要有：三登（懶板登、摩老登、菠蘿登），四榔（阿思榔、木光榔、擺榔、四平榔），七鷹山、八營盤（指多個叫做打鷹山、營盤山的地點），九莽寨（即二十八寨中的半數以上“莽王”村寨）十羊場（四大山、太平、何元、姚關等多個高山牛羊牧場）等。

元朝后期，二品大員段氏稱雄于滇西，并與蒙元梁王多次對抗和征戰(zhàn)，滇西流官多缺，被迫落籍滇西的契丹之先阿首思、阿思、阿擺、阿木光等人及其后人，在阿首思之子“阿律牙”（原名為耶律牙）的統(tǒng)帥下曲從于段氏，并承襲萬戶（同知）之職，后其子阿鳳襲職，并直至改朝換代。以上史實因仕官之職皆為段氏承封，史冊未錄，所以《史元》和《永昌府志》皆無載。但，關于施甸長官司，有一條與之對應的相關史料則足以說明：洪武十七年，土官段惠（大理段氏后人，官至永昌府同知，從三品）遣把事（即都事，正六品）子弟進京朝貢，明朝冊封阿干（即施甸明代官方冊封的第一任長官阿蘇魯）為正長官，莽寒叔、阿類（此二人皆為“生蒲”）副之。——這則史料正好說明元未明初，石甸長官司的管屬權限已在段氏土官的管屬之下。另，據明景泰《云南圖經志書》載：云南府“夷漢雜處。云南土著之民，不獨僰人而已，有曰白羅雄、曰達達、曰色目及四方之為商賈、軍旅、移徙曰漢人者，雜處焉。”——“達達”又作達靼、韃靼等，即是中國古代北方“蒙古人”之泛稱。這就是說，明初的滇西地區(qū)，仍然有部分“達達”人處于“夷漢雜處”之地。施甸契丹后裔的族屬關系確屬此例。

元代當屬“華夷一統(tǒng)，天下混一”的朝代，其征戰(zhàn)西南，屯住保山之軍，涵蓋了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及本地土軍等多種類型。其中，屯駐于保山壩區(qū)東北的“蒙古軍”一千戶，當為金元時期金朝西北路“山后諸州”在元代“占籍入蒙”的契丹人，其由元朝太傅耶律禿花家族率領征戰(zhàn)至云南并因世守鎮(zhèn)戍之職而落籍于滇西，成為了明代“鳳溪長官司”之前身。其次，至元二十八年，或以“人”或以“戶”為單位“軍轉民”屯于施甸壩區(qū)四周的“虎賁士”二千，其主要族屬當與上述“耶律禿花軍團”相同一，屬契丹軍人后裔屯田于施甸，構成了元代“石甸長官司”、明代“施甸長官司”設治之前身，以上兩處軍、民屯同時構成了落籍滇西契丹后裔的共同祖先。（蔣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