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善洲同志既是領導，又是良師，還是益友。他重視農(nóng)業(yè)，抓住了農(nóng)業(yè)地區(qū)發(fā)展的根本，但他不只重視農(nóng)業(yè)，對工業(yè)等方方面面都很重視，對昌寧的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采訪對象：劉文允，1949年10月生。先后任灣甸糖廠廠長，昌寧縣人民政府經(jīng)濟技術協(xié)作辦公室主任、縣工業(yè)交通局黨委書記、縣經(jīng)濟委員會黨委書記，縣人民政府副縣長，縣政協(xié)黨組書記、主席。

采訪組：吳再忠 張忠海 施應發(fā)

采訪日期：2021年12月9日

采訪地點：昌寧縣老年大學會議室

采訪組：劉文允同志，您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昌寧縣工業(yè)、交通等領域工作，您對楊善洲同志有什么樣的印象？

劉文允：善洲同志呢，我和他的認識和交往，時間跨度比較大。我們1968年認識，前后40多年，接觸的次數(shù)也比較多。善洲同志對于我來說，既是領導，又是良師，還是益友。我對他總體的印象和評價是兩句話：第一句他是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的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第二句話他是勤政廉政、干凈擔當?shù)慕艹鲱I導干部。另外，我還想說一點，在大家傳統(tǒng)的認知中，楊善洲同志只重視農(nóng)業(yè)，其實這是一種誤區(qū)。他重視農(nóng)業(yè)不假，因為保山本身就是一個農(nóng)業(yè)為主的地區(qū)，直到現(xiàn)在仍然是，抓農(nóng)業(yè)就是抓住了根本。但是他也非常重視工業(yè)、商業(yè)等這些工作，只是很多人不了解，而我是有親身感受的。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對楊善洲同志的認識、理解和宣傳，應該更全面一些，不要造成類似這樣的誤導。

采訪組：劉文允同志，您說您與楊善洲同志早在1968年就認識，是因為什么事情認識的呢？

劉文允：我和善洲同志最初的認識交往，要追溯到1967年底，去參加中共中央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參加培訓的學員是所謂的“三結合”：領導干部代表、軍隊代表、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1968年初，輪到云南到北京學習，領導小組組長是昆明軍區(qū)參謀長，保山作為一個大組，組長是軍分區(qū)的政委。當時，善洲同志是地委副書記，他是干部代表，我和他相識就是在這次中共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過程中，當時，他戴一頂黑藍色的遮陽帽，粗布的中山裝，別人給我介紹說這個就是楊善洲，保山的地委副書記?？吹剿蟮牡谝挥∠缶褪峭晾锿翚?，活脫脫就是一個老農(nóng)民，與我們看到的過去的州官府官，有點格格不入，我們在一起學習了4個多月。

1968年的“五一”節(jié)晚上，我們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臺，毛澤東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在天安門城樓，廣場上在歡慶“五一”，搞煙火晚會。那次“五一”也是我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主席和中央領導。現(xiàn)在回想起，那種榮耀時刻，能與善洲同志一起度過，確實也是一種緣分，也為我今后和他多次接觸打下了友誼的基礎。

昌寧灣甸糖廠車間

采訪組：您說到，楊善洲同志除了重視農(nóng)業(yè)，還非常重視工業(yè)和其他工作，您在灣甸糖廠工作的時候他有沒有到過糖廠？

劉文允：善洲同志不僅僅只是重視農(nóng)業(yè)，對工業(yè)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發(fā)展都很重視，這不是憑空說出來的，而是有事實依據(jù)的，就比如他對工業(yè)的重視，這個我在灣甸糖廠任廠長期間，是有親身體會的。1983年到1985年，我在灣甸糖廠當廠長，楊善洲同志當時是保山地委書記。其間，我印象中他每年到糖廠不會少于兩次，當時糖廠是整個保山地區(qū)的主要工業(yè)了，這充分說明了他對工業(yè)發(fā)展非常重視。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是1983年到1984年的榨季，我們糖廠清凈車間的設備出了故障，我正在車間組織工人搶修，因為它是一條龍生產(chǎn)，機械化自動化，中間一處出問題，全部生產(chǎn)線就停掉了。我正在組織搶修的時候，工會主席董云昌打電話找我，說是地委楊書記來，請我馬上回廠部。我馬上把車間主任和生技科的找來安排了一下，大概耽擱了10多分鐘，見到他在料場前面站著，我趕緊小跑過去到他旁邊，叫了聲楊書記，他劈頭蓋臉就一頓批評：“劉文允，舊城糖廠和你們雖然是分屬兩個縣，但都是一條戰(zhàn)線嘛，有什么困難應該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不能互相吃拿卡要。”我聽了摸頭不著腦的。后面等他說完我笑著說：“楊書記，你罵我是可以的，可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做錯了，你要讓我搞清楚。”他說：“我剛剛從舊城上來，舊城糖廠這個煤供應不上，拉來一車進鍋爐一車，車子不到就只能停產(chǎn)。你們這里怎么會有這么多的煤”？

原來，他來到就看見我們鍋爐車間外面有一大個堆煤的場子，堆著煤的地方最厚的地方有兩米多，薄的也有七八十公分，看得出來我們的煤相當豐富。他看了就覺得反差太大了，為什么舊城那么緊張，怎么灣甸糖廠會有那么多的煤，是不是我們把拉到舊城的煤截下了。因為舊城來和睦拉煤，要經(jīng)過我們糖廠大門口，也可能有人跟他不實匯報，讓他心中有了誤解。

我搞清楚他為什么生氣后，就跟他說：“楊書記，這個你就誤解我們了，開榨之前，我們?yōu)车樘菑S也在和睦定了1500噸煤，但是開榨以后舊城糖廠、柯街糖廠，包括雞飛紅糖廠，還有縣城一些單位都去和睦拉煤，就供應不上。我們只拉了幾車就退出了，就沒有再去拉。”他就問我說：“那你們的煤從哪來？”我告訴他我們是自己在崩龍?zhí)锬抢镩_得一個小煤礦，是我們自己挖的。他一聽，覺得我們的做法不錯，于是說：“舊城那么緊張你們這么豐富，如果他們供應不上的話你們還是應該支援他們一點。”我告訴他，不是我們不支援，是他們沒有來找我們要。我還告訴他，前幾天舊城糖廠石灰沒有了，要停榨了，開著車子來找，當時雖然我們庫存也沒有了，只有點已經(jīng)發(fā)出來乳化好的石灰，而且已經(jīng)在車間了，他們說也要點，于是我們就給他們一車。聽了后，他的臉色才緩和了不少，說互相之間一條戰(zhàn)線有什么要互相幫助，你們做得很好。這時，我請他回到廠部的辦公室，但他不去，就在前邊一個小石桌坐著了解情況。他說：“你們生產(chǎn)的技術那些就不用說，把生產(chǎn)情況跟我說一說就行。”我就把這些原料生產(chǎn)情況、砍運情況匯報給他。聽了匯報后，他要求：我們要保護蔗農(nóng)利益，蔗農(nóng)種甘蔗不容易，非常辛苦，收入也不高，糖廠在收購甘蔗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價格要合理，砍運過程當中要注意維護群眾利益。

當年，他聽說有些駕駛員拉甘蔗下去會搞一些吃拿卡要，便問：“你們這里有沒有？”我就直接告訴他說有，每年都有這種例子。他又問我們怎么處理，我就把我們那些榨季，包括對運甘蔗駕駛員的規(guī)定，處理了幾個駕駛員的情況說給他。他聽了以后，還是比較滿意，他說吃拿卡要必須要杜絕。他強調這件事，我們從中很受教育，那么大一個地委書記來下鄉(xiāng)，一個工作人員都不帶，就有一個駕駛員，開著舊的一輛吉普車，深入到田邊地頭，又深入到車間關心到企業(yè)的原料供應，原材料供應不上會造成企業(yè)生產(chǎn)不正常，蔗農(nóng)就要受到損失。同時還關心看榨糖過程當中如何處理好生產(chǎn)和蔗農(nóng)的利益關系，關心砍榨平衡，關心如何解決不正之風等這些，所以他這個工作很細致。

簡單談了一下，時間已經(jīng)6點多鐘了，他說吃點飯就走，我說楊書記等一下，現(xiàn)在飯菜已經(jīng)冷了，我叫重新熱一熱。他說沒有算了，他去姚關吃。我說不是沒有，是冷掉了，不給你殺雞煮肉，不給你弄八大碗，青白菜煮一點熱乎乎的吃。他說他等不得，邊說邊就要走，我只好把他領進食堂，在大食堂拉了一張桌子，吃的就是全廠職工平常吃的飯菜。我記得那天吃的是酸扒菜，就這樣吃糖廠工人的冷餐冷飯，不但不嫌棄，還吃得相當爽口。這次事情，反映了楊善洲同志不搞形式主義、不拘小節(jié)的行事作風。

采訪組：您說楊善洲同志非常重視糖廠，每年都會到糖廠兩次以上，應該還有您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吧？

劉文允：我在糖廠工作那幾年，楊善洲書記確實來得比較多，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1984年7月到8月這段時間的事，當時我們正在廠區(qū)和辦公區(qū)修路。有一天晚上九點左右，他們從舊城到灣甸。由于進廠的路不通，他自己背著一頂竹葉帽就進來了。來到廠部時，他走累了就在廠部臺階上坐著，廠里一個人也不知道，后來還是楊煥美剛好下樓上衛(wèi)生間看見他，就問：“楊書記，你怎么坐在這里？”楊善洲書記說：“走累了在這里休息一下。”于是，楊煥美就趕緊上去叫老沈。

那天晚上我也在廠部，因為要開職代會，我正在辦公室準備職代會的資料，突然聽到有一群人在說話，其中有個聲音像楊善洲書記，于是我就趕緊出來，一看真的是他。我就問他說“書記，怎么是你自己一個人來？”他說找不到路，其他人開著車去找路去了，他走路先進來。我趕緊讓辦公室的人去指引其他人進來，除了他的秘書段興華，還有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局的局長、地區(qū)供銷社的主任，他們是從舊城上來的。

他這次是來搞什么呢？經(jīng)詢問，楊書記說記得五十年代舊城和昌寧卡斯邑林這一帶種過橡膠樹，所以帶著人到舊城一帶找橡膠樹，看看還有沒有幾棵，到底長勢如何，這個地方的土壤和氣候到底適不適合種橡膠樹。目的是要找一個門路搞發(fā)展，一路專門考察。當晚，我說煮點面條給他們吃，楊書記說舊城碗筷放下就來了，現(xiàn)在洗洗臉腳要睡覺了，他們都辛苦了。我看著他們都很疲憊，只有楊書記還比較精神。我覺得他們來到了東西也沒吃一點，就喊人去拿幾瓶桔子罐頭，放到盤子里給段興華他們幾個吃，他們就說：“不能吃，楊書記會罵的。”我說我來解釋，但他們還是不敢動。楊書記回來了，二話不說拿起罐頭喝掉了里面的水，然后開玩笑地說：“我喝水，你們吃渣（橘子瓣）！”說完他就去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點后，他們就朝卡斯邑林方向去找樹了。這一次，雖然楊善洲書記不是來視察糖廠工作，只是路過糖廠住了一晚上，但看得出來對我們昌寧對我們糖廠是有感情的。講這件事，主要想說明過去的一種說法是不準確的、片面的，就是當時保山有一種說法，稱楊善洲是“糧書記”，王寧是“糖專員”，其實楊善洲同志作為地委書記，非常重視也一直在思考多種經(jīng)營，積極尋找發(fā)展路子，想要廣開門路發(fā)展多種經(jīng)營。我認為，這樣是非常難得的，戴著草帽翻山越嶺，只為了能讓自己管理的地方多一些發(fā)展路子，讓老百姓能夠更早地過上好日子。

昌寧紙廠車間

采訪組：看您的履歷，您曾經(jīng)在昌寧造紙廠工作過一段時期，請問楊善洲同志有沒有到過那里，您還有印象嗎？

劉文允：在昌寧紙廠建設期間，我在指揮部工作，在那里也與楊善洲同志有過接觸。1989年，當時項目還沒有批，項目資金還沒有落實，我們主要是在原料廠，就在漭水的公路邊平場地。有一天早上，事先也沒有哪個部門給我們打招呼，突然間來了輛吉普車，于是我就約著幾個人去看看，到那里以后，就看到來的是楊善洲書記和他的駕駛員，那個時候楊善洲書記已經(jīng)退休了。我記得楊書記當時這樣說：“一個共產(chǎn)黨員，一個黨的干部，如果不深入實際、不聯(lián)系群眾，高高在上，不管職位多高都會垮臺。”聽了他的話，我們都覺得很受教育，即使他退休了仍然不忘共產(chǎn)黨員的初心使命，要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謀幸福，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

聊了一會之后，我們就陪著他一起吃了一頓工地食堂的飯菜，吃完飯后他要交伙食錢，我就說：“老書記，不用交了，只是一頓工地的便飯。”他說：“我到哪里吃飯都付錢，你不要破壞我的規(guī)矩。”后來我對老書記說，你不是地委書記了，你只是一個退休老頭，我們不拿公款支出，只是用我們補貼的伙食費，不會違反紀律。最后，他同意了，沒有當場付錢。他告訴我們，他和別人到大山里面去種樹去了，這次就是從那里下來。當時，我還問他大亮山冷不冷，他說水冷草枯。他臨時要走的時候，我給他拿兩條春城煙和幾袋尼諾茶，讓他帶到林場去。

一個月后，我收到了他請人帶來的信，信上寫了兩個意思：第一是感謝紙廠對他的關心和接待，第二是帶了十四塊六毛錢過來付當時我給他拿的兩條煙的錢?，F(xiàn)在想起這件事，我始終覺得這是楊善洲同志為人為官品質的最好證明，特別是現(xiàn)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專題教育，我覺得楊善洲同志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采訪組：據(jù)了解，楊善洲同志在退休后，時不時會到昌寧來走走，這期間您與楊善洲同志有過接觸嗎？

劉文允：有一次他來的時候，我正在政府小會議室開會，縣委辦的一個年輕人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有一個老人家來到縣委辦說要找人。我接到電話就問是誰，那年輕人說不知道。我本來還在忙著開會安排工作，心中就有些生氣了，批評那個年輕人：應該問清楚來訪人的姓名等再來告訴我。接著，我從年輕人電話的那端聽到，來人是楊善洲老書記。便告訴年輕人：他是保山的老地委書記，不能怠慢，要招呼好他茶水，我開完會就過來。

開完會后，我就小跑著過去了，還正想批評一下那個年輕人。老書記就跟我說：“我就是路過的，沒有什么事，就來找你們說說話。”后來在聊天中，我才知道他們林場在灣甸農(nóng)場后面一個叫水平的地方搞了一個生產(chǎn)基地種甘蔗，楊善洲同志聽說昌寧佛手柑種得多而且市場也不錯，就想來搞點種子到水平去種，補貼林場一點費用。我當時想著，老書記來一次也不容易，怎么也要請他吃頓飯，就告訴他別急，我來幫他想辦法找。記得那天縣委領導都不在家，只有紀委書記段學貴在，而且剛好段學貴是施甸人，應該認識老書記。我給段學貴打電話說楊書記來了，請他過來和我一起陪老書記吃飯，他接了電話后，就來了。在準備吃飯的時候，我就想到煙草公司有個叫王文寶的職工在卡灣公路邊種了一些佛手柑，于是就打電話找了王文寶，問他有沒有佛手柑苗。我一邊打電話一邊又問老書記要多少苗，他說一百多棵就夠了。

采訪組：您從縣政府到縣政協(xié)工作后，應該與楊善洲同志還有過接觸吧？

劉文允：因為認識得早，我和楊善洲同志是老熟人，所以每次他來昌寧，只要我在他都會找我，特別是他退休后更是這樣。而我只要有時間，也會去陪他說說話。我看過很多報道，感覺他們把楊善洲同志說成了一個不講感情的人，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其實從我的真實感受來說，楊善洲同志是一個相當講感情的人。這種講感情不是別人理解的那種裙帶關系，而是真誠的友誼。就像他來昌寧找我，都是以朋友的關系相處，自然而然的，更多的時候他就是一個長輩那樣關心我。

有一次，我到昆明看病住院去了，他來昌寧沒有找到我，后來還問起我的病情，非常關心。來昌寧的次數(shù)多，對這里比較有感情。他來昌寧后要我陪著他一處看看，看的過程中他說想要找一點杞木樹種拿回大亮山林場種。恰好那天我約著林業(yè)局兩個人和我一起去，我們就把楊書記約到老林業(yè)局的種苗站。去到那里，我看到老書記與好幾個人都熟悉，甚至會叫出名字，我很吃驚，想不到他對那里非常熟悉。那天，我跟林業(yè)局的同志說，請他們跟領導匯報一下，地委楊善洲老書記在山里種樹，要五六斤種子，就不收他的錢了，如果不好處理就把單子給我來處理。那次楊書記也沒跟我們過多的客氣，道了一聲謝就走了。我覺得他可能是覺得是公家對公家，所以沒有堅持給錢，但他卻一直記著，后來有幾次還跟我說大亮山還種著昌寧的樹。有一天我在小禮堂參加開會，會議結束就回家了，沒想到那天楊善洲書記來了昌寧，一聽到是楊善洲老書記來，還點名要找我，我還是很激動呢，我就陪他到寧馨賓館他住的房間里聊天。平時在聊天中，他很少聊自己的事情，但那天晚上我印象非常深，因為他說了三件與他自己有關的事：

第一件事，他說別看他是施甸姚關人，但是他的祖籍是昌寧；第二件事，說他回去以后，施甸縣政府在縣城給他劃過一片地，讓他蓋房子，并安排一個基建隊去幫他平整了一下，意思就是希望他在縣城養(yǎng)老，最后他都沒有接受；第三件事，是在他快退休的時候，省委找他談話把他調到昆明，因為他還是省人大常委委員，目的是把他調入省直機關，讓他在昆明辦理退休，在昆明落戶養(yǎng)老，他謝絕了，他說“我去干嘛，感謝省委關心，昆明我不去了，退休我就回老家，回大山上種樹去。”

從他說的這三件事，讓我感受到了他的家鄉(xiāng)情結，還有樸實的本心，他確實與其他很多人不一樣。

采訪組：您與楊善洲同志的交往時間長達四十多年，與他之間一定還有許多往事值得回憶，能再講講一些其他的事情嗎？

劉文允：因為跟楊善洲同志認識得早，另外我這個人的性格就喜歡直來直去跟他對脾氣，所以很多時候我還是會跟他開開玩笑，跟他驗證一些聽聞的事情的真假。

那次他一個人去下鄉(xiāng)，在公路上等車，結果來了個大車，看到他在招手搭車不但沒停，還加油門直接走了，給他搞了一臉灰。后來他就繼續(xù)往前面走，走了一段發(fā)現(xiàn)那輛大車滑到了路邊的側溝，他看到后，到旁邊約了幾個干活的農(nóng)民，一起把大車推了出來。那個開大車的人就問旁邊的人，怎么我叫了好大一氣（好大一會兒）也沒有人來幫我，這老頭一約，人就來了。剛好有人認識楊善洲同志，就說他是地委書記。大車司機這個時候就主動來約楊善洲同志坐車，沒想到他說：“我不坐，走路才安全。小伙子，說我是地委書記就主動約坐車，如果我是老百姓你會不會約我坐？做人不要眼淺，那樣是會吃虧呢！”這件小事，說明楊善洲同志確實時時事事都顯示出它那種樸實的形象，從不講排場，不管他去到哪里都非常簡樸。

記得有一次他來昌寧，天黑了他還要約我和他去紙廠看看。因為紙廠那個時候被香港商人承包去生產(chǎn)，也是不死不活的樣子。他說他還想看看硅廠、林場這些。第二天，我就帶著他到昌寧造紙廠去看了看，楊善洲同志問我生產(chǎn)情況，我說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這個老板不懂企業(yè)、不懂管理，本來生產(chǎn)效益是好的，卻越搞越不景氣。他聽了后就感嘆，說國有企業(yè)那個時候不搞不得，還是地方的骨干，骨干產(chǎn)業(yè)現(xiàn)在都逐步垮了，糖廠、茶廠、紙廠都不行了，還有什么門路可以搞？還問了我昌寧具體搞了些什么。我給他講，昌寧招商還是招了一些的，相對好點有兩家茶企業(yè)，一個龍潤，雖然不算太好，但還是一直生產(chǎn)著，一直上稅；另外昌寧紅引進來了以后品牌效應還是可以。他又問硅廠的污染問題。我說縣上也重視，企業(yè)也采取了措施，有所改善。他就說：“我已經(jīng)不當領導了，按說輪不著我操心，但是這個環(huán)保問題真是一個大問題，既關系企業(yè)發(fā)展，也關系地方長遠發(fā)展問題，真是大意不得。”我記得還有一次，他專門領著大亮山林場的副場長來昌寧了解國社林場到底是怎么經(jīng)營，最后和觀音山林場要了兩份合同，說要回去參照昌寧做法。他們那個林場，他花了好多的心血。他來昌寧許多次，無論是哪一次，我都覺得他雖然退休了，但心里始終裝著人民、裝著發(fā)展，始終沒有忘記自己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責任。

采訪組：您在介紹中多次說到楊善洲同志不講排場，不喜歡形式主義，除了已經(jīng)介紹了的，您還記得其它具體事例嗎？

劉文允：不喜歡講排場、不搞形式主義，這確實是楊善洲同志的一大特點。記得有一次，時間大概是2005年，楊善洲參加英模報告團到昌寧作報告。那個時候我在政協(xié)工作，因為縣委辦早早通知我們要集中聽報告，縣級幾個主要領導要陪著報告團成員一起，從招待所到大會堂，于是，我就早早到了那里。他在院子里看到我，就喊我過去，拉我們到招待所西樓的小會議室坐下，陪著他說話。出去大會堂的時候，就看到示范小學的腰鼓隊、少先隊在外面搞夾道歡迎。他看見之后，就跟我說：“這是搞什么名堂，盡搞一些形式主義，直接去會場就行了。”我也很尷尬，雖然不是我安排，但畢竟我也是縣里的一個領導，于是我就跟他說：“書記，他們來歡迎你，你就進去吧。”他皺著眉頭不肯走，因為他從來不搞這些形式主義。等了一下，他才無奈地說：“走吧走吧，你陪我一起走。”說完就拉著我走在最前面，讓我非常尷尬，直到走到大會堂，才終于感覺如釋重負。

采訪組：劉文允同志，您與楊善洲交往了四十多年，您覺得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新時代應該怎樣傳承和弘揚善洲精神？

劉文允：楊善洲同志，既是我的領導也是我的良師，還是我的知己。我一路成長，有他對我的言傳身教，更多的是情誼?；仡檸资觑L風雨雨，特別是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楊善洲同志在那個階段擔任地委書記，面對的各種誘惑是非常多的，但楊善洲同志始終保持了本色，在農(nóng)民面前、工人面前，他就是一個公仆，就是一個他們當中的一員。面對著各種誘惑，楊善洲同志就是一個“無縫的雞蛋”。我們這一代人，能夠這樣成長，其中就得益于楊善洲同志的言傳身教。善洲精神可貴，值得宣傳、值得學習、值得發(fā)揚。宣傳、學習、弘揚善洲精神，需要實事求是，而不是主動拔高，更不能過度拔高，善洲精神只有回歸于實際的工作生活，才能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對善洲精神的理解，不能孤立片面，因為楊善洲同志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他的精神代表的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群體，在學習、宣傳楊善洲精神時，應該要結合時代特點、結合昌寧實際來學，同時要結合昌寧那個時代的人和事來學習，比如昌寧曾經(jīng)的老領導李志美、王文德等等，他們身上的精神與善洲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學習弘揚善洲精神，我覺得不要搞太多的形式，而是要在實踐中學習和傳承，因為楊善洲同志本身就非常反對形式主義，實事求是，從實際中來到實際中去，才是善洲精神的真實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