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chǎn)黨人的家教家風建設(shè)

今年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2周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從1921年到2023年，中國共產(chǎn)黨團結(jié)帶領(lǐng)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了舉世矚目的發(fā)展成就，書寫了人類發(fā)展史的偉大奇跡。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diào)：“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他還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奮斗歷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頑強拼搏、不懈奮斗，涌現(xiàn)了一大批視死如歸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頑強奮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獻的先進模范，形成了一系列偉大精神，構(gòu)筑起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精神譜系，為我們立黨興黨強黨提供了豐厚滋養(yǎng)。”形成了邊地一隅的楊善洲精神，楊善洲他不是慷慨赴死的革命烈士，但我們想起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千秋窯洞論”，想起毛澤東帶領(lǐng)中央機關(guān)進京“趕考”的焦急與糾結(jié)，所以在和平年代形成的楊善洲精神，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有更深層次的意義，現(xiàn)實的骨感更強烈，特別在開啟全面建設(sh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新征程中，繼承和弘揚楊善洲精神，那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具體行動。

世界統(tǒng)一于物質(zhì)，物質(zhì)決定意識是唯物主義最基本的特征。同樣，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一種精神的形成，既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內(nèi)在的原因。所以，楊善洲精神的形成，外在的因素有楊善洲自己對新、舊社會的對比，有共產(chǎn)黨對自己的教育，有黨紀國法的教育和約束，也有艱苦工作條件下的自我磨練。但更多的是，內(nèi)在因素的修煉與升華，如堅定的理想信念，還有堅持為人民服務(wù)的思想，以及慎獨、慎言、慎行等。這當中也有家風的因素，應(yīng)該說，良好的家風，也是楊善洲精神養(yǎng)成和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

所謂家風是一個家的生活準則和價值追求，是一個家能夠呈現(xiàn)出來的氣質(zhì)與品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時代發(fā)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fā)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shè)，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fā)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新時期黨員干部家風是共產(chǎn)黨人為家人、后世和社會留下的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創(chuàng)新和發(fā)揚，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nèi)核，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然而在現(xiàn)實中，一些黨的領(lǐng)導干部卻經(jīng)受不住來自家庭內(nèi)部的破壞，或主動或被動地走上了背叛入黨誓詞的不歸路。無數(shù)反面典型案例告訴我們：“少數(shù)黨員干部的沉淪，后果十分嚴重：一失于己，從領(lǐng)導干部到身陷牢獄；二失于家，由于本人的墮落，導致家庭幸福的破滅，給親人帶來極大的痛苦；三失于黨和人民，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培養(yǎng)和信任，敗壞了黨和政府的現(xiàn)象。”楊善洲正是重視了自己家庭的家教家風建設(shè)，才使得自己一家人成為了理想的捍衛(wèi)者、社會的建設(shè)者、時代的先行者，成為黨的理念的最具體的說明者。

楊善洲精神，產(chǎn)生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的年代，是我們身邊活生生的例子，并不是遙不可及的外來物。而學習楊善洲精神，首先就要從看得見摸得著的地方學起，從最基本的地方做起。那么，新時代的黨員領(lǐng)導干部，可以從他和他的家庭中領(lǐng)悟到什么樣的家教家風呢？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風不只是個人和家庭的事情，也是黨和國家的事情。健康的家庭生活，可以滋養(yǎng)身心，鼓勵領(lǐng)導干部專心致志工作。反過來，領(lǐng)導干部的思想境界和一言一行，又直接影響著家庭其他成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自己的家風家教。

楊善洲精神蘊含的共產(chǎn)黨人家教家風

（一）楊善洲家教家風的普通性

楊善洲的家風家教，既傳承了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又與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有效融合。在本質(zhì)上，與普通家庭的家風家教相同，但楊善洲是中共黨員，后來還是黨的中高級干部，在一定意義上，其家風家教又有一個共產(chǎn)黨員家庭的烙印。但總的說來，它是普通的，具有普遍意義，這可以從它的來源得到印證，楊善洲家風家教的來源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家族的傳承。楊善洲的家庭是當時社會中最底層，是“一無土地，二無房屋，三無族別”的“三無戶”。根據(jù)相關(guān)情況判斷，大概在楊善洲的爺爺那輩之前，應(yīng)該是當?shù)厣贁?shù)民族之一的布朗族。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少數(shù)民族都是“不受待見”的，除非是聚集而居的大族才有一席之地，人口較多的家族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特性，一般弱小的家族，在遷徙的過程中，或者是戰(zhàn)爭等較大的變故后，往往隱族埋姓，以保全家人。連續(xù)幾代之后，就與原來的民族脫離了關(guān)系。這種例子在云南比較常見。楊善洲的爺爺就以這種方式，舉家來到大亮山一側(cè)，為當?shù)氐囊粦魟⑿盏刂骺词厣綀龊头派冢褪钱數(shù)厝苏f的“押山戶”。“押山戶”的地位不如佃農(nóng)，自己在山上搭一個茅草窩棚為房，吃住都在山上，與附近村子的村民少有來往，也很少下山，實際上處于孤立隔絕的狀態(tài)。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因為地主劉家填報的是漢族，為其看守山場的楊家也填報為漢族，這才最終解決了“三無”問題。無論是什么民族，但凡有了家族和家庭，就有相應(yīng)的家風家教，少數(shù)民族也不例外。而在這個家庭中，可能有一般家庭所沒有的“遠見卓識”。“三無”的爺爺和父親，竟然想方設(shè)法要讓孫子、兒子去上學。在那個艱難困苦的年代，就有了讀書求學“知識改變命運”的要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盡管費盡了“移山心力”，楊善洲兩次讀書，都沒有讀到當時的初小畢業(yè)，但初識的那些文字，卻為后來的努力學習，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黨員干部奠定了基礎(chǔ)。楊善洲一生愛學習，愛動腦筋，愛科學技術(shù)，是跟這兩次沒有讀完的書有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因此，這個家庭的“尊老愛幼”是有特殊意義的。長輩對后輩的愛護不是生活上單純的“愛”，而是長遠學習的“愛”。盡管這個家庭很貧窮，但家庭成員之間的愛，卻是很深厚的。

二是外界的影響。楊善洲少年學石匠手藝，這在當時是一個沒有多少人愿意干的苦活、累活、臟活，但為了擺脫“三無”押山戶的困境，父母對楊善洲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兩次學藝，拜了兩個師傅。兩個師傅各有所長，都把自己掌握的手藝盡量教給徒弟。三年出師，帶楊善洲遠走夷方，實際鍛煉，多掙一點錢，讓楊善洲幫補家用。正是這樣的鍛煉，楊善洲很快掌握了師傅的技巧，成為師傅所有徒弟中難得一見的“二師傅”，可以自立門戶。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帶他出門的師傅很守信用，出門前說好的“工錢”，師傅都想方設(shè)法按時按量發(fā)到徒弟的手中。楊善洲有了這些收入，家里才蓋起簡陋的草房，才結(jié)了婚。可以說這些不經(jīng)意的舉動，告訴楊善洲一個簡單的道理：人在社會，必須誠實守信，否則就難立足。

外界的影響，越是特殊時期，影響可能越大。1943年發(fā)生在滇西的抗戰(zhàn)，保山人民遭受了內(nèi)亂、外戰(zhàn)之苦。日軍飛機轟炸保山城，讓一座城市受到了重創(chuàng)；敵人的飛機剛飛走，駐守保山的國民黨軍趁火打劫，更讓保山人民雪上加霜。但在當時，抗戰(zhàn)是天大的事，十五六歲的楊善洲也被召集去參加運輸隊，上去時運送彈藥，下來時運送傷員和戰(zhàn)死士兵的尸體。“留貴”看他還年小，處處護著他，上坡讓他走在前，下坡讓他走在后，但凡扛炮彈之類的重物，便將重量往自己一邊移動。有這個人的照顧，楊善洲從前線下來毫發(fā)無損?；氐郊?，母親聽兒子說了以后，從家里找出當時僅有，也是最值錢的東西一只老母雞，拉兒子一起去那家人登門致謝。這種經(jīng)歷，人生可能只有一次，但正是這一次，讓楊善洲領(lǐng)悟到生命的可貴，但需要眾人的幫助。這些來自街坊鄰里的優(yōu)良品質(zhì)，后來都成為這個家庭家風家教的重要內(nèi)容。

三是社會變革的影響。這里說的社會變革，是指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根本性的變化。比如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就之前還是“三無”戶的楊善洲家庭來說，只能用“倒轉(zhuǎn)乾坤”來形容。一開始，當上民兵的楊善洲并不相信是真的，一位領(lǐng)導同志在會上講，他舉手提問說：“共產(chǎn)黨說話算數(shù)嗎？”那位領(lǐng)導斬釘截鐵地說：“共產(chǎn)黨說話歷來都是算數(shù)的！”楊善洲說：“那好！只要有了自己的土地，那我就從今天起跟你們一起干，一直干到腳蹬直兩眼閉！”果然是真的，土改結(jié)束，一直喊了千百年的“耕者有其田”的夢想變成了現(xiàn)實，楊家分到一畝五分水田，十多畝山地，發(fā)了蓋有人民政府大印的土地證，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這樣的變革，只有共產(chǎn)黨才能做到，也只有共產(chǎn)黨才能做得這樣公平、公正。縣農(nóng)會成立要召開大會，楊善洲被推選為代表，和其他代表要到保山開會，還有一件事，半路上遇到土匪武裝的襲擊，負責護送的干部和解放軍戰(zhàn)士拼命還擊，擊退了土匪武裝，保證所有的代表無一人受傷。楊善洲第一次看到，共產(chǎn)黨當官的人與眾不同，為了保護這些普通的百姓，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這樣的人，才是這個世間最值得敬佩的人。當然，讓楊善洲完全改變觀念的還有一件事，即建國初期對貪污腐敗分子的處理。劉青山、張子善都是共產(chǎn)黨的高級干部，也是革命的有功之臣，但進了城就開始貪污腐化，罪行暴露后，有許多人為兩個人求情，但毛澤東為了整肅黨紀國法，親自批準將二人處決，引發(fā)了一次全國性的整肅運動——三反五反。剛參加工作的楊善洲參與了學習，從中領(lǐng)會到中國共產(chǎn)黨的偉大、公正和共產(chǎn)黨大公無私，處處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誰危害了國家的人民的利益，誰就會受到應(yīng)得的處置，不管你地位有多高，資格有多老。這一連串的事件，都發(fā)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前三年，正是從這些事件中，楊善洲從不自覺轉(zhuǎn)為自覺，從被動轉(zhuǎn)為主動，投身于這場偉大的變革中去，恪盡職守，不越雷池一步，公私分明，直至生命的終結(jié)。也告誡家人和朋友，要想做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那就是保全一個兒子、丈夫和父親的清白，身前身后不被人指責，自己和家人都不會成為社會的罪人。

不理解這一點，既不能理解楊善洲數(shù)十年遵循的準則，也不能理解他的一言一行所包含的真正內(nèi)涵。正是這種看似很普通的家風家教，才成就了他的偉大。而這種能夠從家傳、友鄰和社會變革中傳承的家風家教，才與其他共產(chǎn)黨人的家風家教既有相同之處，又有楊氏特色。

（二）楊善洲家教家風的原則性

楊善洲家風家教雖然普通，但不平常。它不是隨遇而安的，也不是左右搖擺的，而是具有很強的原則性。這個原則性，小到普通的忠孝節(jié)義，大到黨和國家的政策，只要與原則發(fā)生沖突，或者是與原則背離，都會被及時制止，不能延續(xù)。尤其是在親情和原則之間，楊善洲首先是堅持原則，一點都不動搖，但又能在確保原則不被改變的前提下，盡一切可能給予家人閑靜的溫暖。

在黨的中高級干部中，尤其是像楊善洲那樣擔任地委書記多年，家屬卻一直在農(nóng)村的，當屬鳳毛麟角。楊善洲為何不帶妻子兒女進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還是一個“孝”字，即孝敬母親。父親早逝，楊善洲是母親一手拉扯大的，用“相依為命、恩重如山”都不能夠完全概括。他出來參加工作，明知道這一出去，就只能把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以回報黨恩國恩，照料母親的機會就少了。一邊是父母之恩，一邊是黨恩國恩，都需要報答，在這個選擇面前，楊善洲首先選擇了報黨恩國恩，但沒有因此而忽視父母之恩。為了讓母親在老家過得好，妻子當然也只能留在農(nóng)村，一方面代替他照顧母親，另一方面撫養(yǎng)兒女。這樣一來，楊善洲個人心目中的原則沒有違背，因為有妻子無微不至的照看，對母親的孝也體現(xiàn)了，對黨和國家的恩也報了，可以說是一舉三得。至于后來的農(nóng)轉(zhuǎn)非，最后一次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此時母親已經(jīng)去世，妻子已經(jīng)年邁，當時，進城至少要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年紀不大，二是多少有一點文化，一般不在安排工作。楊善洲考慮的是，妻子年紀不小了，又沒有文化，進了城，肯定有人會忙著安排工作，但那必然會觸犯他的原則底線，他堅決不答應(yīng)。沒有工作，妻子在城里也待不住，不如就留在老家，因為之前為了讓妻子照顧母親有一個幫手，他已經(jīng)將大女兒留在家里幫助母親?，F(xiàn)在大女兒也當了母親，妻子可以幫著照看一下孫男孫女，享受一下天倫之樂，自己和手下的人也不會因此而違反原則。但將母親和妻子留在農(nóng)村，并不是說楊善洲就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母親想念兒子，就讓村上干部帶信告訴兒子，她想要一點什么東西。楊善洲也心領(lǐng)神會，馬上將母親想要的東西準備好，那時干部經(jīng)常下鄉(xiāng)，楊善洲借下鄉(xiāng)的機會，到了姚關(guān)，讓駕駛員和秘書在姚關(guān)住一夜，順便搞一下調(diào)查研究，他便徒步十多公里回家。在家住一晚，與母親和妻兒說說話，第二天一大早徒步回到姚關(guān)，與駕駛員和秘書會合，繼續(xù)下鄉(xiāng)。多少年都是如此，要盡孝，自己步行回去，絕不動用公家的車子。

許多當了大干部的人，拋妻別子的不在少數(shù)。楊善洲的妻子是一個典型的鄉(xiāng)村婦女，又不識字，用許多人的標準來說是“下得了廚房，上不了廳堂”，但他與妻子真正叫“相濡以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敬如賓”，幾十年不離不棄，就足以看出楊善洲對妻子的“高尚”的愛。雖然兩人聚少離多，但并沒有影響他們因此出現(xiàn)情感上的裂隙，一家人之間的那種真摯純潔的感情，比那些天天將“愛”掛在嘴上，實際上冷若冰霜、同床異夢的家庭要強很多。

楊善洲與三個女兒和女婿的關(guān)系，在很多人看來是冷淡或不近人情，其實同樣體現(xiàn)的是大愛無言之下不可動搖的原則。讓大女兒留在家陪伴幫助母親并陪伴奶奶，在當時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包括后來大女兒招親在家，也是為了幫助母親支撐起這個家。在一定程度上，楊善洲覺得對大女兒最為“虧欠”。正因為這樣，一個父親作出的“彌補”之策，卻是許多父親根本做不到，或者說是根本不會考慮如此長遠。三女兒還在保山讀書時，楊善洲就把大女兒的兒子帶到保山讀書，并一直供給到大學畢業(yè)。到找工作時，爺爺完全有這個能力為孫子謀一個別人看來很好的職位，但楊善洲還是那樣，進入社會就是你們自己的事，只有讓你們自己去闖、去干，以后你們才能在社會上站住腳跟。之后，專門給大女兒種核桃、種茶葉、給大女婿買拖拉機，都是想幫助大女兒，為大女兒留下一份長遠的產(chǎn)業(yè)。可能正是這份“彌補”之情太過于沉重，以至于到了晚年，大女兒殺過年豬，將兩個妹子、妹婿全家叫回來，吃了還要分一份帶走，老人便有些生氣，說：“以后不要再叫她們回來，像這樣做，還不把你吃窮了！”在他看來，這也是一種原則。對于二女兒、三女兒，則稍稍不同，就像爺爺、父親拼了命也要讓自己上學一樣，楊善洲將兩個女兒接到保山讀書，一方面可以減輕妻子和大女兒的負擔，另一方面自己也承擔一些責任。兩個女兒吃在機關(guān)食堂，每個月固定給6元的早餐費，加上其他開支，楊善洲一個月工資，大半就不見了。這里邊，既有原則，但也有自由。因為當時保山城的早點，大都是一角錢，吃早點剩下的，就等于是女兒的零用錢。這種“制度性”安排，其實是在培養(yǎng)女兒獨立生活和節(jié)儉過日子的能力。但在女兒工作的問題上，楊善洲一律不開“綠燈”，不觸犯任何政策條文。因此，二女兒是靠自學考取公辦教師的，三女兒是職高財會專業(yè)畢業(yè)后復烤廠招工進入工廠做財務(wù)工的，都沒有靠父親這棵大樹。正因為這樣，女兒、女婿的工作，才不為他人留下話評，在以后的生活中坦蕩如砥，挺直腰桿做人。

楊善洲的原則性，有時簡直運用到了無以倫比的地步。二女兒有一段時期因父親不幫助自己考公辦教師有意見，便有些賭氣。沒想到生了孩子，一天父親下鄉(xiāng)，專程來看外孫，看到女兒在忙自己的工作，將孩子放在席子上爬，東西胡亂堆在一個紙箱里，便搜遍了全身湊出了100元錢給女兒，說：“還是請木匠做個箱子裝東西，將孩子的東西放好，干凈一些。”一個舉動一句話，化解了女兒心中的隔閡。三女兒與父親相處的時間最長，有時也覺得父親的原則實在難以接受。一次學校放假，她要回老家看望母親和奶奶，剛好聽秘書說父親下鄉(xiāng)要經(jīng)過姚關(guān)，便高興地對父親說“我跟你一起走。”不是派專車，不過是搭順風車，這并不是什么原則問題。但楊善洲卻對女兒說：“不行，這是公家派給我做工作的車，你不能坐。”如果只是堅持原則，那不算什么，而楊善洲卻為女兒收拾好東西，送她到汽車站，買了車票，看女兒上了車，車子開動，才又步行回地委大院乘車下鄉(xiāng)。如果只做到這一步，也不算什么。楊善洲到了施甸縣城，通往姚關(guān)的班車很擁擠，又為女兒買好了車票，等女兒來換乘好，才又繼續(xù)下鄉(xiāng)。

堅持原則，任何時候都不讓步，但又在保證原則性的同時，讓一個兒子、一個丈夫、一位父親的情和義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就是楊善洲的不同尋常之處。

（三）楊善洲家教家風的傳承性

普通性和普遍性的家風家教，既有原則性但又充滿深情的家風家教，它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也不是那么盛氣凌人，枯燥乏味，因此它的傳承性更強。楊善洲的家風家教，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條清晰的傳承線，一直到今天還很有生命力。

爺爺、父親對楊善洲的教育，即使因為時代的限制，一個“三無家庭”要完成最普通的初級小學教育，那比登天還難，因此第二次上學，因?qū)W費還差五角錢，就像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楊善洲再也不能上學，但爺爺和父親的這種教育為本的做法，讓楊善洲在后來的年代里得以繼承發(fā)揚下來，因此他的下一代，除了老大因為要幫助母親，只讀完了小學，老二讀完了初中、老三讀完了高中，在那時算得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到了孫子，卻是讀完了大學的。再入下一輩，基本上都接受了大學教育。雖然讀書的目的在楊善洲看來不是“學而優(yōu)則仕”，但社會需要有文化的人才，自家也需要有文化的勞動者，這個目的不能改變。

鄰里對少年楊善洲的照顧幫助，母親想方設(shè)法也要拿一點東西表示感謝，這是告訴楊善洲，做人必須“知恩圖報”。放大到社會效果上，楊善洲的一生都在報這個恩，即鄰里的救命之恩，黨和國家的翻身之恩。到了女兒、女婿這一代，雖然在父親生前沒有得到世俗社會認為的“利益”，父親去世后名揚全國，她們也沒有因此而利用這個名望為自己爭取多少名利，比如：她的三女兒的孩子也就是楊善洲最小的一個孫子大學畢業(yè)沒有就業(yè)，他母親對他說：孩子你已經(jīng)長大了一切都要靠自己，我們也沒有什么能力幫助你，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在維護什么……尤其是不愿意因此辱沒了父親的名譽。因此，她們淡泊生活，相反還要承擔更多的公益性責任，這也是在一定意義上對父親道德品質(zhì)的一種傳承。

楊善洲的父親母親對爺爺?shù)男⒕?，是一種貧窮人家中沒有任何利益的、純凈的、發(fā)自內(nèi)心的孝敬。到了楊善洲這一代，他自己雖然沒能像普通人一樣的守在母親身邊盡孝，在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他唯一能做的選擇就是將妻子和大女兒留在家里，讓母親能夠過上安生的日子。而楊善洲的妻子深明大義，跟婆婆相處得像親生的母女一樣，數(shù)十年與婆婆睡在一間房子里，在這個時代，在這樣一個高級干部的家庭中，絕對是絕無僅有的。那是1989年母親席有遞89歲的她得了重病，妻子要將婆婆轉(zhuǎn)到縣城或保山治療，楊善洲卻第一次“違反”原則，親自打電話讓姚關(guān)衛(wèi)生院院長到家中為母親看病，得知母親的病很嚴重，楊善洲按照農(nóng)村“高壽老人不離家”的習俗，勸慰妻子不轉(zhuǎn)院，就在家里治療，然后“破天荒”地請了假，回家陪護在母親床前九天九夜，一直到母親靠在他的胸前溘然長逝。這種平時盡心盡力，特殊之時特殊處理的方式，只有楊善洲才能做到盡善盡美，無人挑剔。包括為母親編花圈，在母親的墓碑上刻上“九十高齡”字樣，也是十分符合傳統(tǒng)文化的。這樣，逝者無憾，生者無憂，那便是最好的“孝敬”。即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楊善洲的遺囑是將自己的骨灰分為三份，一份在祖塋陪伴父母，一份在大亮山陪伴他牽掛的森林，一份守望他崇敬的安邊穩(wěn)民的將軍，其實也充分考慮了他人的感受，尤其是妻子百年后的歸宿。這些安排，都是精心考慮的結(jié)果，沒有誰會不同意。

楊善洲的這些大愛大義、大忠大孝之舉，沒有多少說教，而是通過無聲的行為，教育和感染了下一代。留在家的大女兒、女婿，對母親的關(guān)照，和母親對奶奶的關(guān)照一樣無可挑剔。在本縣鄉(xiāng)鎮(zhèn)山區(qū)教書的二女兒、女婿和遠在保山的三女兒、女婿，周末都會找機會回家陪伴母親。母親去世后，也從沒有間斷經(jīng)常回去陪大姐，三姐妹之間的情感，至今仍然親密無間。

傳承的方式和過程，必須是自然的，發(fā)自內(nèi)心的，而不是生硬的、僵化的。楊善洲初上大亮山，想為林場的發(fā)展謀求一條“以短養(yǎng)長”和“自給自足”的道路，就想到了種植果園、茶園、磚廠。但發(fā)展這些“額外”的產(chǎn)業(yè)，都不是當時工程造林的范圍，是沒有預(yù)算支出的，要做，只能自己投資。但林場初創(chuàng)，錢從何來？楊善洲決定自己育苗，自己嫁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他到街上揀人們吃完果子后扔下的果核，在當時成為一樁笑談。試想，一位曾經(jīng)的地委書記，像叫花子一樣在街道上揀果核，是有些傷大雅，讓人太沒有面子了。但在楊善洲的三女兒看來，這沒有什么掉面子的事。問清了父親揀果核的用意，年輕人不用到大街上揀，而是買了一些果子來，請朋友們來家里吃果子，大大方方地說：“今天吃剩下的果核，一個都不能丟，都要留下來，給我爸爸帶到山上育果樹苗。也請你們今后買果子回家吃，都把果核留下來，交給我，我一并拿給我爸爸帶上山。”

這樣的承繼，既入情入理，又不遮遮掩掩，當然能夠得到朋友的支持，還有一些創(chuàng)新。因此，從楊善洲的家風家教的傳承性來看，任何優(yōu)良的傳統(tǒng)，如果不能更好地繼續(xù)和傳承，都是沒有價值的。

（四）楊善洲家教家風的適應(yīng)性

楊善洲的家風家教之所以能夠很好地傳承下來，是因為它有一種天然的、良好的適應(yīng)性。即適應(yīng)這個社會，適應(yīng)它周圍的環(huán)境。

適應(yīng)社會，是說當前的社會是一個經(jīng)過大改革、大動蕩和大分化的現(xiàn)代社會。它與其他現(xiàn)代社會還有一個本質(zhì)的區(qū)別，即社會的性質(zhì)是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不僅要追求公平、公正，還要充分體現(xiàn)它的人民性。因此它和當今世界上的任何一個現(xiàn)代社會相比，都更大眾化。因此，不能完全套用其他現(xiàn)代社會的模式，也不能套用已經(jīng)過去的社會模式。但又必須看到，中國的現(xiàn)代社會，畢竟是從中國的古代社會發(fā)展變革而來的，它又帶著濃厚的傳統(tǒng)氣息，甚至還有一些封建文化的糟粕。家風家教也一樣，必須要去適應(yīng)，在適應(yīng)中不是全盤接受，而是要與時俱進，消化吸收。

適應(yīng)環(huán)境，是說每一個地域都有各自的文化特點和人群，這些文化和人群構(gòu)成了這個地域的氛圍，任何個人，既不能對抗這個氛圍，但又不能完全落于世俗之中，要在相融相交的過程中凸顯自己的剛性和柔性。

楊善洲的家風家教，在社會性方面，是社會先進性的代表，是與時俱進的。講忠孝，它不是愚忠愚孝，無原則地“恪守”，而是通過這個社會的一些準則來衡量，凡是與社會發(fā)展相容的，有激勵作用的，就盡力去繼承發(fā)揚；凡是與社會進展相背離的，阻礙社會進步的，就堅決革除，這是毫不含糊的。因此，楊善洲的家風家教，都是以原則性為準繩，將普通性和普遍性的家風家教置于這準繩之內(nèi)，所以就能夠在不違反原則的基礎(chǔ)上彰顯人性、人情的大美。比如，為國、為黨盡忠，但不等于對一些錯誤政策和言行給予縱容，即使個人不能改變大趨勢，也要在執(zhí)行過程“變通”或“另辟蹊徑”，達到糾正或改變的目的。比如在困難年代大力發(fā)展多種經(jīng)營，讓農(nóng)民增加收入，以支持外貿(mào)發(fā)展的名義，大力發(fā)展茶葉、咖啡產(chǎn)業(yè)等等。對母親盡孝，請假回來守候在母親病床前九天九夜，讓母親靠著自己的胸脯含笑而逝，但在母親去世后，喪事卻按當代社會“厚養(yǎng)薄葬”的準則從簡，并親自扎花圈送葬表示哀思。既不與社會格格不入，但又揚清去濁，樹立新的社會風尚。

在楊善洲看來，社會也好，大環(huán)境也好，有時是需要“入鄉(xiāng)隨俗”的，但有時也需要標新立異。有些世俗行為不改革，不剔除，就有可能污染甚至敗壞這個社會和環(huán)境。楊善洲之所以對家人懷有那種無可替代的大愛，是希望不能因此像前朝前代一樣，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裙帶關(guān)系盛行，讓人嗤之以鼻?？赡軐胰藖碚f，當時心里會想不通，但，當自己退下來甚至去世后，他們卻能夠清清白白地做人，不至于像有些貪官那樣家破人亡。這才是真正的愛，長遠的愛。因此，楊善洲要做的是，培養(yǎng)女兒們獨立自主的能力，自強不息的人格。有了這種能力和人格，就能夠經(jīng)受住任何社會變革的考驗。這一點，既與世俗社會落后的觀念水火不容，但又與“子孫不成器，萬貫家財有何用？子孫能成器，何必要萬貫家財？”一脈相承。在女兒的婚姻問題上，盡管楊善洲與妻子張玉珍是通過傳統(tǒng)的“媒妁之言”建立的，是那個時代別無選擇的選擇，楊善洲沒有因為這是封建的婚姻，在成為領(lǐng)導干部之后輕易否定，而是盡力鞏固它，完善它，讓它與社會和時代共進步，同發(fā)展，但也沒有因為這個婚姻在后來變得完美，變得舉輕若重就輕易肯定它，認為它是合理的，是可以倡導的，就要求子女必須按照父母的要求來選擇對象。三個女兒的婚姻，楊善洲強調(diào)的是社會的主流：自主選擇，自由戀愛，父母一律不加干預(yù)。但在這個前提下，必須遵守以下三點：從簡辦事，不請客，不收禮。要請的話，頂多就是男女雙方家長在一起吃頓飯而已。相反，他的秘書結(jié)婚，在按照他的要求簡樸辦事時，他卻中斷地委常委會，和地委一班人去參加婚禮，然后再回來開會。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秘書和女兒一樣從簡辦婚事，是不給秘書一家人“面子”，但率常委一班人參加婚禮，則是對新風尚的肯定和鼓勵，是給足了面子。

從根本上說，楊善洲的家風家教是與社會和大環(huán)境相適應(yīng)的，也是對社會和大環(huán)境的優(yōu)化和提升。

（五）楊善洲家教家風的珍貴性

楊善洲家風家教的特點突出，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都會顯得十分珍貴。它的珍貴性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學習容易。楊善洲家風家教因為普通、普遍和鮮明的原則，不僅可以復制，而且可以普及。它不像有些名人的家風家教，看起來很高大上，但卻不可重復，唯一性太強。楊善洲的家風家教，來源于普通的家庭，來源于普通的生活，雖然看上去不是那么轟轟烈烈可歌可泣，但卻是普通百姓和一般黨員干部耳熟能詳?shù)氖吕?，聽起來十分親切，閑談起來也十分親近，沒有絲毫的生疏感、生硬感、距離感，就像身邊你我他之間的事，要學的話并不費力。比如他對子女的教育，身教重于言教，不高談闊論，也不空洞無物，有時一句話，一個舉動，甚至一個眼神，就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了。因此，子女也好，同志也好，最能記住楊善洲這些打動人的小事，也最能從這些小事中悟出大道理，甚至找到人生的坐標。

二是便于傳承。越是普通和普遍的東西，越容易被牢記，而只有被牢記的東西，才有可能流傳、繼承下去。楊善洲的家風、家教，表面上看起來很嚴格，但實際上很溫情。在家里，楊善洲從不隨便肯定和否定什么，總是以溫和的口氣說出自己的意見，直到讓對方接受。即使一時接受不了，他也不會強求，而是讓時間來檢驗。比如，曾經(jīng)跟他上大亮山造林的孫子，一開始覺得有爺爺“罩著”，一定會有“前途”，不料到了山上，只是和一般人一樣干活，看不出有什么出路，在聽了別人的鼓動之后，就離開大亮山。爺爺在得知孫子離開的消息后，不是為孫子“掩蓋”，而是要求孫子，既然已經(jīng)與林場簽訂了合同，就得按照合同的要求，償還違約費。孫子沒有錢，他說：“先向林場打欠條，便從他工資里扣除，以后外出掙到了錢，再還我”。孫子不理解爺爺?shù)挠眯?，一怒之下借錢償還了林場。但若干年之后，才知道爺爺要他遵守的合約精神，是在社會上立足的根本。到了后來，這個要求就被自然而然繼承下來。

三是有強大的生命力。楊善洲家風家教的生命力，在于它的與時俱進，在于它的不屈不撓。與時俱進，是要求不落后于時代，不至于被時代拋棄。比如他對母親的孝敬，就包含了新時代的內(nèi)容，既沒有讓母親因為兒子的“發(fā)跡”成為一方“呼風喚雨”的老太太，也沒有受到親情的冷落，雖然在生活上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累，但兒媳和孫女無微不至的照料，讓她享受到了一個老年人的天倫之樂。因此，在孝敬的問題上，楊善洲處理得非常到位，妻子和兒女們也處理得非常認真，與那種不問青紅皂白，一味只滿足物質(zhì)和金錢的需要為目的的愚孝有天壤之別。而這樣的孝，才是保證一個家庭，一個家族能夠繁衍下去并繁榮興旺的“定海神針”。但也要看到，越是先進的理念，與現(xiàn)實的沖突越多，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激烈對抗，結(jié)果都是不理想的。而楊善洲家風家教在傳承的過程中，恰當?shù)亟鉀Q了這一問題。即楊善洲凡是認可的東西，就必須堅持，如母親的葬禮、女兒的婚禮，決不為世俗落后的東西所改變。如三女兒的婚禮，時代已經(jīng)發(fā)展了，變化了，那就得隨著有一些改變。楊善洲拿出1000元錢給女兒女婿，可以將親戚朋友請來，但不能超過10桌，也不能收禮。就很好地化解了原則與人情世故的矛盾。能夠這樣處理，任何人都可以接受。

四是可長期堅持。家風家教是每一個家庭都應(yīng)有的內(nèi)涵，既沒有高下之分，貴賤之分，也沒有黨派、階級、階層之分，它是長期存在的，也是需要長期繼承的。但楊善洲的家風家教，因為形成于地方黨的高級干部家庭中，是這個家庭數(shù)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精神支柱，尤其是楊善洲走上地委領(lǐng)導工作崗位之后身體力行，因此就多了一些普通百姓家庭所沒有的內(nèi)容。不能因此說，這是共產(chǎn)黨人的家風家教，更不能說只能由共產(chǎn)黨人來學習來繼承，只能說，這樣符合時代要求，代表時代先進性的家風家教，不僅要鼓勵共產(chǎn)黨員干部家庭來學習和傳承，也要倡導和激勵普通百姓家庭來學習和傳承，在社會上營造出一種時代文明的新風尚。因為大國有小家，小家共大國，能將楊善洲的家國情懷發(fā)揚光大并長期堅持下去，文明國家、文明社會就不難建成。